王树增：所以它被西方的主流价值观它抛弃这是非常正常的。于是抛弃了这个独裁政府选择谁，中国另外一个可以与它抗衡的政治势力，就是中共。所以说在战争爆发的前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共产党抱有很大的希望。

王鲁湘：抱有很大的希望，这是一个很怪的一个现象。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其实在它成立之初的时候，很长的一个时期共产国际解散之前，1942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前，它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东方支部，也就是说它的历史使命和政治任务就是实现共产国际在全世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它是一个工具。

王树增：对。

王鲁湘：是一个政治集团，而且这个所谓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它有一个核心任务是保卫苏联，也就保卫苏联来对抗西方的帝国主义。因此在这一点上西方所有的国家是应该是各个国家的共产党为它的政治死敌的。但是我们从抗日战争中间可以看得出来，不断的有美国的观察团来到延安，也不断有美国的记者包括一些大报的特派记者还包括一些独立记者像斯洛他们这种来到延安，他们在延安所见到的发回国内的所有报道告诉美国的政客，美国的人民。好像这个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那共产党有点不太一样。

王树增：而且是完全不一样。我刚才引用了就是在西方记者眼下的那个延安的生活，这个我查阅了很多美军观察组成员后来写的回忆录，他们无一不是把延安当做一个非常令他们愉快的，让他们心神自由的地方。让他们感到共产党这个党派，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朴素，和那样的和大地贴的是那样的紧。他们再和国民党人再一对比，他们认为这个党是有生命力的。虽然那个时候在一个寸草不生的一个西部蛮荒之地，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奇特的感觉。在那一瞬间，我觉得他们看到那个情形，和他们西方主流价值观所憧憬的那个生活样式，是有某些切合点的。

王鲁湘：有某些切合点的。

取得国内民众的拥护和国际舆论的支持，需要怎样的政治智慧？国民党百万雄师为何惨淡收场？共产党星星之火何以燎原？

王鲁湘：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刚才说了，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西方民主阵营反对德意日，法西斯政权的一个具有意识形态对决的一次世界大战，而这个大战中间，中国毫无疑问站在了西方的自由民主的这个一个立场，所以的话整个西方世界也认为经过这样一次大战以后，西方的胜利就意味着是自由民主精神这样一种价值观念的一种胜利。所以他们对中国国内发生的这一场内战很容易从这样一个价值观念来进行评判。

王树增：对。

王鲁湘：那么在这一点毫无疑问，毛泽东他们非常智慧地把握住了这个政治的话语权。

王树增：对，这个历史时期的把握我觉得这是高度的政治智慧，高度的政治智慧。他不但赢得了国统期的知识精英，民心，另外它也赢得很多农民的这个民心，而且还赢得了西方记者的亲睐。

王树增：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很高的政治智慧才能做到的一个境界。我们看到战场上，无论是淮海战役，还是辽沈战役，战场上经常跑来外国记者。而外国记者现在我们所能看他的战场报道，我觉得他是有倾向性的，他是倾向性的，他的倾向很简单，他就说共产党军队一定能取得胜利，我觉得这个倾向性也值得我们深思。

王鲁湘：所以打仗的时候在某种意义上，它打士气，士气是什么、士气是一种感染力。解放战争中间，共军的感染力比国军的感染力就强烈的多。毛泽东写给黄维兵团的一封劝降信。毛泽东的原话，问黄维兵团的所有官兵们，我们到底在打什么，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军队解放军是打什么，是清清楚楚的，天天都在讲。你们打什么，你们不知道，而且禁不住一问，一问军心立刻瓦解。

王树增：对。另外还是有关一个现象就是说从谈到士气问题，国民党从官到兵他确实为什么打仗。但是我们的士兵很有意思，在淮海战役的时候我们一个外国记者问我们一个士兵，结果把这个外国记者给问倒了。我们这个普通士兵突然问这个外国记者说：“你们国家有没有旋转餐厅啊？”当时那外国记者非常惊讶，非常惊讶。他说怎么就是一个不太识字的中国军队，共产党军队一个普通士兵，居然能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玩意。然后下边一句话就更让他惊讶，他说：“结论就是这支军队必然领导成功，这个士兵说我们将来会有的。”我就是说我们的共产党的官兵知道为什么去作战，他们那个憧憬很重要。尽管那憧憬是比较模糊的，但是他有一个憧憬。就像我们做人一样我有一个奔向的目标，但是国民党的从官到兵已经没有目标了。

王鲁湘：而且这个目标就像共产党自己的政治纲领一样，有低级目标，中级目标和高级目标，那个旋转餐厅是高级目标，那个低级目标就是你立马可以分到一头牛，两亩地，三间草房，永远占有，所以在这一点上头解放战争之所以能够变成一个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也就是说几百万的军队，双方是将近上六、七八百万的军队投入两年十个月的时间发生完全的强弱的大逆转，这个是确实不能从简单的军事上头来予以理解，这是一个政治现象。是一个，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政治事件，这个政治事件是我们对解放战争认识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出发点。

提问：王老师您好，我是外交学院的一名学生，刚才你在演讲中提到，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没有得到国际援助，特别是苏联的援助，我想提出一点质疑，首先来说，就是说解放战争中有两个战场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是东北战场，一个是淮海战场，淮海战场由于这种战场的选择以及蒋介石的指挥失误，我想他输的这个应该是很合情合理的，关于东北战场，我想这个，蒋介石的这种失误，在于他没有处理好中苏关系，我想解放战争，蒋介石的失败，也可以从战争这一层面上来考虑，包括他对处理中苏关系，中美关系，没有处理好，导致苏军在撤离东北的时候，空出来的很多城市，随之让共产党进行接受，这是蒋介石失败的，其次他在解放战争当中的后期，没有争取到美国援助，我想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我想你是不是可以从外交的角度来，考虑一下这种解放战争，蒋介石失败的原因，谢谢。

王树增：你说的很重要，也因为在解放战争当中，唯一一个涉及到外交问题的战局就是东北战局。但是我和你有不同的观点，你刚才说的两个主题词，一个词就是说苏军在撤离的时候，把很多大城市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人，我觉得这个和实质不符，你不要认为当时的苏军，我们说苏军吧，苏军和我们接管东北城市的八路军也好，共产党的新四军也好，这关系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因为你要知道，当时的苏联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是有外交关系的，是有外交关系的，它们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它移交是国与国之间的移交，我记得是到东北接受蒋经国都去了，他们是外交之间的，然后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苏军不存在外交层面的东西，所以说苏军不可能把哪个城市交给我们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我没有看到这样的事实，这是一点，再一点就，刚才你提出来的，关于得到苏联的武器援助问题，我没有看到任何史料，我们得到了苏联的武器，而我看到最多的史料是苏军撤退的时候，几乎把我们的东北所有的工业设施，能搬走的全搬走。能卸走的全卸走了，他留下的是一片空白，当然了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再讨论，我可能有很多史料我是遗漏的，谢谢。

提问：王老师你好，王鲁湘你好，我一直在想，想不明白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抗战刚开始的时候，国民党跟共产党之间的他们的军事力量，以及他们的本质的一种资金力量，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悬殊的，是什么一种信仰，可以让共产党一直以来都毫无奢求的坚持下去，并且士气越长越高。

王树增：要说信仰问题可以又追溯到共产国际那去，因为我们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我们是有主义的，这主义也非常明确，从来也没有避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这个理论说起来是很复杂的，说简单也很简单。两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一句话，再一个：“解放全人类。”

就这两句话，现在有一句话还在天安门上贴着呢，我想这就是信仰，全世界无产者团结起来，为天下的受苦人服务，就它这个理想，就是这样一种理想，重要领域，当然了在每个历史时期，你抱有信仰，是一回事，你具体的政治策略又是一回事，尤其是刚才你说的，解放战争初期之后，国共两党谈判的时候，实际上各级策略是不一样的，共产党做过很大妥协的，在自己的那个远大的政治理想的感召之下，他具体的做法，后退了多少步的，我想这也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由此可以说到信仰永远在前方飘扬着，具体的做法是可以灵活机动的，这就叫灵活机动战略战术，这又可以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反复说，我们现在初级阶段，为什么要退到这个概念上去，也是在调整过程当中，但是我始终认为一个政党，尤其是一个政党，没有明确的信仰，是支撑不住的，国民党的垮台，也是信仰的垮台，它所谓的三民主义的这面旗帜，是打得十分不牢靠的，这一点上，是它的政治劣势，而共产党人，高举信仰的旗帜，这是政治的优势，历史证明占有政治优势的一方会取得胜利的，谢谢。

王鲁湘：战争留下的记忆总是残酷的，记住历史的启示才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再一次重新阅读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文化和民族的心理。那么下一周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邀请王树增先生为我们从军事思想的角度来剖析解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