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国情，民主化进程所采用的方法是否会得到认可？中国相应的法制，是否跟得上新型农村的变化？乡村民主是否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王鲁湘：好，非常感谢徐勇教授对于中国乡村民主建设充满激情的演讲。讲到中国的这个乡村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过去在封建社会，我们的乡村长期是属于村社自治的，我们中国过去的封建社会从这一个中央政府开始，一直扎，只扎到县里头，县以下基本上是政权不管的，基本上县以下的社会是一个村社自治的社会，那么其实民主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充分的自治性，是吧，那么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村社的这种自治的传统和我们现代的这个乡村的民主建设之间能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借鉴。

徐勇：村社共同体，它就是大家共同生活生产的，包括共同文化的一个共同体。过去在这个共同体里面它有很强的向心力，凝聚力，大家的事儿大家办，如修桥补路，这些东西还是今天能够继承的。但是过去没有的在于什么呢，今天的村庄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村庄，它是开放的村庄，它和国家联系，和市场联系，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开放性的村庄，所以它有权利资源，有资源配置的问题，这个靠过去的头人、族长解决不了。

徐勇：比如说我们国家的土地承包到户，承包给谁呢，不能由这个族长来出面决定给谁，应该说由承包者共同参与，大家来平分这个土地。农民作为一个经济主体，他就要关心我这个土地怎么分配，还能不能属于我自己，说不定你们明天村干部又拿走了，这个关系主要是村民和村干部的关系，这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实行民主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鲁湘：毛泽东主席在他最早发表的中国农村社会问题调查这一个报告中间就指出，中国的农民受到这个四大绳索的这个束缚，首先第一个是神权，就是各种各样的宗教，还包括迷信，还有一个就是政权，那就是当时的封建政权，还有一个就是族权，那么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多一道绳索，夫权。那么这个四大绳索是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在毛泽东看起来是一个极大的束缚，中国乡村社会要想生产力得到解放，必须把这四个绳索给去掉，那么去掉了结果，当时我们整个社会开始进入一个现代的社会――相互争夺我们政权的一个基层结构，这样一个政治板块中间。但是现在我们会发现，在建设乡村民主的过程中间，毛泽东所说的要打破族权这个东西，过去在中国长期维持中国社会的板块，最底层这个板块稳定的一种力量，在被打破以后，现在好像它又有一点，好像死灰复燃，它好像又要在这个社会的底层的板块稳定中间，好像又想要发挥作用，是吧，那么这和我们的民主建设中间会形成什么样的，它们的一种互动关系？

徐勇：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过去这个家族共同体，说实在的村庄共同体就是家族共同体，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把大家形成患难相共这么一个共同体社会，那么经过20世纪改造以后，整个村庄社会它不是以一个姓为主的，很多都是杂姓，所以家族的权威在流失。第二个就是我们过去的革命化的改造，更多是政权把族权给完全压制住了，但是它消灭不了。因为我们中国的族权是以姓氏，这个姓名取消不了，血缘关系取消不了，所以只是把它压下去了。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也有条件，大家都是公社社员，公社社员的关系没有多少血缘关系了。血缘的关系，家族关系的复活，是由于家庭承包制带来的。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他可能还有很多问题处理不了。比如说我要互相帮工，我最愿意找谁呢。找亲戚朋友啊。

他们之间交易成本很低，你帮我，我帮你，所以说这个事情带来我们家族的复兴，或者是他的家族意识在提升。这种因素也构成了对我们今天的乡村民主的一种新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利用他积极的一面，如家族社会自治怎么约束族人。如何使社会能够更加团结，这一点它有它的作用。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家族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内聚力很强，排他性很强。

徐勇：所以说我们说民主它也要防止多数人暴政，比如说这一家一姓，我就认同这一个姓，排斥其他姓，我以民主的方式让你其他姓的利益得不到保证，那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那个民主还是产生陌生人社会里面，因为陌生人互相只有利益关系，这个利益关系怎么样通过利益的博弈，最后选出一个大家共同认可的人，就是我们现在的乡村社会正在由一个熟人社会走向一个陌生人社会，越来越需要民主的因素来化解矛盾，来进行整合。因为社会分化了还需要整合，怎么整合呢，民主的方式来整合，为什么我强调以民主促进和谐。

王鲁湘：这里有一个凤凰网友，他叫做"秀才遇到兵"，他说请徐教授给我们解答一下目前自上而下派到村里头去的大学生村官现象，怎么解释这个问题，这和乡村民主建设是不是有点背道而驰。

徐勇：大学生村官，他有好处，就把一些先进理念带到里面去了，我们说制度民主到草根民主实际是民主下乡过程，最开始是在我们大学校园里面，人们一种理念，然后到农村去。所以说大学生村官他接受了一些知识文化，他可以把这些知识文化运用到农村去，作为某一种程度的启蒙。

王鲁湘：实际上还是带有一点精英引导型的这样一种方式是吧？

徐勇：毕竟是一个理念，然后转换于制度，最后转换于日常生活方式，所以说我们是把这种理念制度带到农村去，然后让农民意识到了，它形成一种社会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大学生下乡有基础。但是另外角度看没有根呐，为什么我们说乡村民主是草根民主，为什么在大学生里面很难产生民主的根，没有利益之根。民主一定是伴随着利益的。说到大学生村官，可能这些人还要走，他不可能扎根在农村，他们走了以后，民主可能也带出来了。如果他把民主理念带下去以后，能够适合农村的实际，找到一个让更多的村民参与到这个民主进程里边来的一种机制，这就是我们大学生村官他有积极作用，但是也不能把希望寄托给他们。

观众：徐教授你好，我们知道农村土地商品化会给农村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进一步加大农民的贫富差距，我的问题就是如何提防土地商品化在农村上演。

徐勇：这是大家目前都比较关注的，我认为农村改革两大突破，第一大突破就是农民流动，所以农民流动以后，他焕发的这个生产力是极其无穷的，那么农民流动以后，我们农村还有个生产要素，没有焕发出它的生产力。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农村第二次改革就是解放土地，把土地从僵化的家庭体制当中解放出来，形成适度的规模，让土地流转起来，土地由一个生产资料变为资产，资产就是我们现在，决定你承包多少年，而且可以抵押等等。作为一种产权确定出来，更重要让它资本化，所以说现在土地流转是关系着中国社会由温饱社会走向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环节。土地的流动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你刚才说的一个概念不准确，我们土地没有商品化，我们土地流动是有严格的界定的，它和一般的物品不同。我们现在不存在商品化，只是土地的流转问题，而且这种流转要受到各种制度的约束。

观众：感谢徐教授的演讲，您刚刚提到乡村民主是一种草根式民主，但我们经常提的是精英式民主，我想问的问题是您认为这种草根式民主，它在民主政治发展有哪些基本要件，能够促成这种草根民主。

徐勇：我认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政治民主它的双层结构，刚才没来得及讲，一层结构就是代表制，所谓代表就是精英，他决定着国家的一些大事。那么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全国有13亿多人，只有三千名代表，不可能把所有的利益都通过这个代表来反应，这就需要有一个基层民主，就是草根民主。草根民主主要是处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小事，但是这个小事如果处理不好，它也可能量变为大事。所以说基层民主的草根性，他的根在民间的利益基础。

王鲁湘：非常感谢徐勇教授精彩的演讲，中国乡村民主自治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事情，我们几乎没有现代国家的直接经验作为参照系统来对这一件事件进行评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是从农村开始的。作为一个农民，占绝大部分人口的国家来说，农村社会的好坏当然直接影响到了我们中国社会的稳定，随着村民自治的实践的进一步深入，制度的不断的完善，相信必将加快完成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实现和谐稳定的小康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