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为什么办得这么成功？

诸位知道，一所大学的成功背后一定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它不可能是天上掉下来的，说这个大学好，中国的其他大学不好，而这个大学就一下办得很好，它不是这样的。1949年以前，我们研究教育史的人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有一个基本的评价，就是认为1949年以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么这个成功来源于什么道理呢？来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的原因，就是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的制度设计当中，它体现出的现代文明理念是和世界文明主流同步的。第二个，早年设计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人是比较地认同现代文明的主流，他们没有在选择西方一种制度的时候，过分强调自己本土的特色，本土的原因，本土的特殊化的情况，而放弃了选择西方现代制度当中最核心的价值。这就是我们说的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所以办得比较成功的一个基本制度方面的保证。中国的现代大学制度，在1949年以前，它实际上是有三种情况。

这个现代大学制度里面，有一个核心的理念，就是大学独立。但是大学独立怎么在制度层面来体现呢？如果我们要有一个简单说法的话，就是国家不能垄断高等教育，这是现代大学在制度设计的时候最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那么1949年以前，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它有三个格局，一个就是我们通常会提到的国立大学，第二个是私立大学，第三个是教会大学，那么教会大学在研究高等教育史的人看来，实际上它是在私立大学的概念里面，所以1949年以前，在这三种类型的大学里面，每种类型的大学都出了非常有名的学校，比如国立大学，像北大，清华，像中央大学，老的浙江大学，这都是有名的学校。那么像教会大学里面，比如说协和医学院，燕京大学，华西医科大学，湘雅医学院等等，这都是属于教会的学校，它办得也非常好。那么私立学校里面，也有一流的大学，比如像抗战以前，私立的南开大学，还有私立的厦门大学，这都是私立的大学，但是当时也都跻身于中国一流的大学里面。私立大学的好处，一个是比较地自由，比较地少限制。对于国家来说，如果在设计高等教育的时候，能够一开始就选择这样一种模式，这是一个国家大学的幸运，所以中国49年以前，大学的基本模式，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战的时候能够成功，能够跟抗战共始终的主要时代背景。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出现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大概只是20世纪以后的，20世纪初以来的选择的一个制度，但是这个制度的起点，刚才我们说了，因为制度设计比较合理，所以它成功的概率就相当地高。那么大家又说了，为什么这个制度会一开始就选择得比较好呢？我觉得这与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传到中国以后，那些选择这个现代大学制度的人，他的眼光，他开放的胸怀和他远大的见识有关。我们都知道，最早完成这个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是传统的知识分子，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像蔡元培，蒋梦麟，唐文治，还有严修，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是这样一些有功名的人。他们自己去西方考察了西方现代的大学教育以后，比较敏锐地把握住了西方大学的核心的价值，就是教育独立，国家不能垄断教育。这样导致了中国现代大学制度里面比较好的一种生态。我们说的西南联合大学，大体上就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出现的。

那么私立大学和国立大学之间，它会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知道1926年，那个时候国民政府还没成立，算是北洋的晚期了，国家颁布过一个私立学校规程，在这个规程制里面就明确规定，就是私人或者私法团有得以设立大学的权利。外国人或者外国的教会设立的大学是属于私立大学的概念里面。1929年公布的《大学组织法》，它里面也规定了私人有办大学的权利。整个来说，在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这个平行竞争的时候，国家在这两种类型的大学之间，它不光是向国立大学注入资金，或者多数给国立大学投资。我们要清楚这样一个概念，在1949年以前，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它不仅在法律上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就是在事实上，国家也会对那些比较好的私立大学，通过当时的中基会，给这些私立大学一些投资，所以49年以前，中国整个大学的生态，是这样一个情况。

胡适有一篇文章，就专门谈这个私立大学的。他说中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从上海到成都，从北平到广州，大概有100多所私立大学。如果不是这个战争，当时的大学教授，都在埋头做研究，如果不是这个战争的发生，那么中国以后的学术地位，在整个世界里面的格局可能跟后来不会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很惋惜的情况吧。这就是说，第二个问题，西南联大的成功，来源于中国早期大学先进的理念。

第三个问题我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就是西南联合大学，它怎么就突然选择了这样一种模式。这个情况我们这样来介绍。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蒋介石正好在庐山召开一个谈话会，召开庐山谈话会的时候，蒋介石请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主要代表，来商讨应对国家危机的一些策略。

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北大的蒋梦麟，傅斯年，胡适，张伯苓，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教授，像庄前鼎，顾毓秀，陈之迈等教授，都在庐山开会。在庐山开会的过程中，知道了中日之间不可避免会有这么一场战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高等教育如何来发展，如何保存中国的高等教育，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就是有的人认为，中国一旦进入战争状态，那么高等教育就可以停办，或者高等教育就可以办成短训班，比如说跟数理化有关的，比如说化学，就生产炸药，或者物理，就主要去制造枪炮，有这样一些议论。在这个情况下，国民政府比较有远见，它这个远见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体现在他选择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给政府提供的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的核心理念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国防教育就是平常的教育，就是常态的教育，简单地说就是战争时期的教育，不可能搞成那种短训班，也不可能搞成直接为战争服务的这种大学，那么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远见呢？主要是他们吸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欧美国家在战争当中，把一些青年学生送到了前线去。那么在战后，国家恢复的时候，整个的人才就非常地匮乏。这是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吸取了西方一个教训，然后给政府提的一个建议。这个政府比较理智地也比较及时地吸收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战时教育，就是平常教育的理念，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了当时要把中国北方和南方一些有名的大学来建立联合大学的一种模式。

胡适当时在庐山谈话会给蒋介石讲了四点意见。主要有两条：第一条，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国防教育就是平常的教育，就是常态的教育，第二条，他讲了主要就是政党的势力，不能介入高等学校的活动，所以说政府的官吏不能兼任各个学校的大学校长，选择中学，中小学校长的时候，选择中小学教员的时候，不能考虑党派的影响，这个意见影响了国民政府的决策。

第三点，我们来看一下西南联合大学的成功经验。西南联合大学，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说这个大学里面的主要教授和学生所信奉的价值和思想来源，是以自由主义传统为基本思路的，西南联合大学办学过程中，如果说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经验或者说对我们当代有什么启示，我想大概是有这么三条：第一条，就是大学独立。大学独立不是一句空话，它主要指的是国家投资办大学，但是对大学的事务不能横加干涉，特别是对大学里的思想活动，对大学里的那些有创新，容易激发创造性的活动不能因为国家对大学有投资，是国家花钱办的大学，然后就对这个学校来进行干涉，这是我们说的大学独立的一个主要的含义。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大学里面，由于大学学生和教授比较信奉自由主义传统，所以他们一般来说都有比较强的独立人格，比较地注重发扬学校里的自由精神，我们举一个例子，在1939年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以后，他希望管制这个大学，限制大学里的很多活动，其中有一个规定，就是要求做院长的人，一定要加入国民党，当时西南联合大学法商学院的院长，叫陈序经，他马上公开就说，如果你要让我做院长就一定要入党，那么我就不做这个院长，可见当时在西南联合大学里，这种政党在高等院校里的活动，是不认为它有合理性的，这是我们说的大学独立。

当时从学校领导还有整个教授跟教育部之间的关系里面，也能看出一点他们独立的性格和独立的风采。当时陈立夫管教育部的时候，希望统一教材，也希望统一各个大学的教学的科目，总的说是想限制大学的自由思想活动。西南联合大学就根本就不买这一套，他马上就说，说我们这个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学校组成的一个学校，我们有固定的优良的传统，你们规定你们的，我们不一定非要"刻板文章"，一定要跟你们搞得一样，就根本就可以不理教育部的这个命令。整个来说，西南联合大学在保持它的一所大学独立的风格方面，出现了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情。

第二个特点就是西南联合大学当时养成了一种容忍的风气，就是容忍造成了西南大学的和谐。那么这个容忍是什么意思呢？西南联合大学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就是党派的活动，比如有三青团，也有国民党，也有民主同盟，还有其他的一些党派活动。但是在整个西南联合大学存在的9年时间内，党派活动在学校里，在教授和学生当中不被认为是一种应该进行的活动，所以容忍造成了这个和谐，各党各派之间，虽然每个人的身份不同，也有一些争论，但是不影响每个教授之间和每个学生之间的和谐，这是我们说的容忍造成和谐。还有就是整个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它有一种兼容并蓄的精神风范，就是对各种不同政见的人，不同学术风格的人，大家都能共同地互相容忍。

西南联合大学给我们留下的这个遗产，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我觉得可以概括成是一个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这样一个风气，或者说这样一种学术传统。有人采访，问邹承鲁，你觉得西南联大条件那么艰苦的时候，但是也能培养出那么多优秀的人才，你认为这个学校最可贵的精神是什么？邹承鲁说，我觉得最可贵的精神是自由。王浩，他对西南联合大学有一个评价，他说我在西南联合大学生活的那段时间，是一个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学生在看人和做事方面，都有一种把中西方优点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有这样一种彼此暗合的一种行为。

西南联合大学能够办得比较成功，我们在总结西南联合大学遗产的时候，也认为，三位校长，就是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合作得比较好。因为这三个校长，其中有两个，比如说梅贻琦和蒋梦麟是留美的学生，张伯龄是考察过日本的教育。梅贻琦和蒋梦麟，1949年以后，都去了台湾，只有私立南开大学的张伯苓留在了大陆，1951年，他也是晚境很凄凉，很快就去世了。

最后一点，我想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西南联合大学如何从历史研究的对象，最后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西南联合大学，它在90年代中期以前，还很少被一般的社会公众所了解，所认识，那个时候知道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学校的，基本上是两种人，一种就是我们说的专业的研究者，一种就是跟西南联合大学有渊源关系的一些人，比如说是它的学生，它的教授的后代，和他们本人。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友会，就在北大，它在80年代不断地在出它的通讯，在纪念这个大学。那么它成为一个历史现象，它能成为一个公共事件，或者说能够成为一个公共话题，我个人认为它一定是这个历史现象中包含的事实和经验跟当下同类的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就是通过对这个历史事件或者说历史现象的回忆、解读，来唤起的是我们对当下这个同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情感。在9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西南联大的这个话题，主要还是在教育史这个领域里面，甚至再狭隘一点说，主要是在高等教育史里面，大家在谈论西南联合大学的话题。

那么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现代大学当中，大学精神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整个大学的独立地位，或者说整个大学里的气质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重新发现了西南联合大学，然后不断地谈论西南联合大学，使西南联合大学由一个专业的研究学术对象，在纪念西南联合大学70周年的时候，演变成一个公共的话题。因为时间关系，也不能说得太详细，如果诸位有什么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进行交流。

《世纪大讲堂》在凤凰卫视的播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