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亲生母亲发起诉讼 寻求自我保护

解说：2007年4月，邹宜均在深圳福田法院提起诉讼，控告母亲、大姐和哥哥非法侵害她的人身权利。而开庭之日，邹宜均确当庭撤诉，原因是她坚持案件要公开审理，而法院方面同意了被告方因涉及家庭隐私不公开审理的要求。

曾子墨：要打官司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

邹宜均：其实就是为了自我保护我妈妈，我家里人她跟全世界都说，我是得了精神病。所以这个是个不好的信号。我在精神病院里头观察过，70％的人都是被重复送进去的，所以我当时所做的这些一切，不是为了把他们做什么，就是说要以牙还牙或者是报复他们，我为了就是保护自己，我不想再被他们关到精神病院去。

曾子墨：害怕被再一次送进精神病院？

邹宜均：是的

解说：2007年夏天，邹宜均应朋友之邀来到北京，此后常住于此.在这座城市远离深圳的地方，她感到踏实和安全，而此前，恐惧一直没有从她身边消失。

我在深圳从2月份到07年的8月份，这半年，我的出行，全都是有朋友陪同的，从来都是，没有单独自己跑过哪里，可能最多就是，后来住的那个地方的楼下附近一点点地方，只要是远一点点，都是有朋友陪同，就已经处于这种，我过去是很独立，我拎着个包就可以四处飞的一个人，到了后面那半年在深圳的生活非常被动，一直都要有人陪同，出行要有人陪同。

解说：在北京生活半年后，2008年2月17日邹宜均在湖北黄陂甘露山,剃度出家.２００９年３月，出家后的邹宜均再次将家人告上法庭。曾经积极对她营救的黄雪涛此次仍然是她的委托律师。在黄看来，邹案暴露出了精神病院的收治过程中的漏洞，

在营救邹宜均的过程中，黄雪涛写下了这份报告，她认为，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一个人是否是精神病人并不具有行为能力必须要经过法院宣告而后其监护人才有权决定是否能将其送入精神病院。而无论白云心理医院还是埠湖医院，他们收治邹宜均都没有经过这一环节。

曾子墨：你和这些精神病院（白云心理医院和埠湖医院）接触过吗，这些精神病院的医生或者主管收治的这些工作人员

他们是不是了解在收治一个病人的时候，必须要有相关的这种司法鉴定？

黄雪涛：实际上也不是这样，他们都认为不需要。精神病医生都认为不需要。

曾子墨：所以他们对于这部分的法律知识，其实是空白的，他们不了解。

黄雪涛：他们或者是这样说，我们这里不讲法律，你要讲法律，到外面讲去

曾子墨：他们收治一个精神病人的基础或者前提条件是什么？

黄雪涛：有人求助。

曾子墨：有人求助，这个人需要是什么人呢？

黄雪涛：有专家主张，谁都可以。社会上任何人都可以。

曾子墨：但是这样的话，强制收治的过程，会被滥用。

黄雪涛：已经被滥用得很严重。

曾子墨：有多严重呢？

黄雪涛：强制收治的这个门槛是特别地低，只要有人愿意付钱，有人请求，那么精神病院都会接受。

解说：黄雪涛还认为，按照现行法律,对一个人进行是否具备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一般需要3-6个月时间，这也是造成精神病院往往不等法院宣判就匆忙收治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医学界看来，3-6个月的时间太长，会延误治疗时机。

黄雪涛：一个司法鉴定需要3到6个月的时间，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了，在现实生活里头，精神病医生对一个疑似精神病人去采取强制治疗，他所决定的时间不需要3个小时，几分钟就可以对一个精神，疑似精神病人去强制治疗，我就不知道他这个判断所需要的时间这么高的效率，为什么不用在对司法程序的这个配合里头去，这都是在精神病医生操作技术里边处理的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

解说：除了邹宜均案，黄雪涛手中代理的类似案件还有不少，邹案开庭后一周，黄雪涛代理的另一案件千万富翁何锦荣被妻子送进精神病院案也在广州开庭，在黄雪涛看来，精神病院收治过程中的漏洞如果一直存在每一个正常人都有可能作为精神病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而只要进入精神病院，无论是否真的不具备行为能力，病人的知情同意权都将被剥夺。

曾子墨：如果如你前面所说的，类似于邹宜均的案子，还是相当普遍的话，那么在这些相似的案件当中，他们的共性是什么？

黄雪涛：进去的都是疑似精神病人。不是。进去的都是一些被，没有，进去被强制收治的对象，都是一些没有经过医学诊断的精神病人，而且他们大多数都是一些有行为能力的人。他们的意愿，他们的知情同意的权利，一进去，一进到精神病院之后，全部被剥夺光了。

解说:2009年4月1号，我们的采访结束时，果实师傅邹宜均领我们到一家佛教居士开的茶馆饮茶，她说这里的斋饭她可以随意取用，和许多出家人一样，她现今的生活多来自各方供养。茶馆楼上的禅堂里正在举行一个小型法会，邹宜均也进去旁听。对于这场的官司的输赢，邹宜均说她其实并不在乎，她说自己更多希望这是一场公益诉讼，希望借此引起社会对精神病人的重视。

曾子墨：现在你的生活已经发生了一个巨大的改变，那以后这些日子，你会怎么打算，做些什么？

邹宜均：我希望如果以后能够成立一个叫邹宜均的基金会，然后来专门关注这一块，精神病人的权益，他的健康，更广泛来讲就是社会公众的权益和健康，因为疑似精神病人也好，真的是精神病人也好，都无一幸免。就是现在我发现就是说，如果这个制度不完善的话，那我们需要这样去关注他们，去关怀他们。

曾子墨：30岁的邹宜均如今每天三衣一钵，在北京的地铁、公交和佛堂里穿行。她希望在不远的未来，法庭能帮助她撕掉精神病人的标签，也希望自己的遭遇能唤起社会对与她有着相似经历的人们的关注。

《社会能见度》节目在凤凰卫视中文台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