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大包干”三十年，一直得到政府高层的关注，村子里和两任国家主席握过手的就为数不少，高层官员在小岗村的农家院子里开座谈会也是常事。据说领导干部愿意来小岗村的原因是这个村里的人特别敢讲真话，而这个村子的发展也最能代表中国农村的发展历程。

解说：1978年11月24日，安徽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召开秘密会议，在“大包干”协议书上按上手印，决定“分田单干，包产到户”，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如今在小岗村新建的文化广场正中就陈列的巨大的“手印文书”。

严付昌：你们光看热闹不看门道，不看实际，就可以吗？看实际人家敢带头，人家不怕杀头，杀头拉倒，为全村老百姓大人小孩吃饱肚子，起码杀头老婆孩子落个饱肚呀，我们按手印就是为了养活他小孩，养活18岁，我们保证养活你，你不要怕，你去杀头我们总不能都去吧，后来他说那我带头。

解说：这位原来正是小岗村大包干18位发起人之一，名叫严付昌，他提醒我们仔细数数，一共有多少个手印。原来作为带头人，严宏昌按了两个手印，还有两户人家的户主在外讨饭，他俩的手印是亲戚代按的，所以这里一共有21个手印。

村民：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而这张契约的内容，整片的内容都是由当时生产队的副队长严宏昌撰写的，包括底下的人名都是由他写下来，然后有每家每户按下的手印。

解说：一副工人打扮的严付昌正要去邻村修路，一天能挣五六十元，在他看来，奋斗了三十年的小岗村离富裕依然有些距离。他每天上工前路过这个广场都要停下来看一看。也许这记录着他们最辉煌的一段历史。按下两个手印的严宏昌是什么样的人呢？记者大批来访的时候，他却外出开会，我们在北京找到了他。当时他被任命为小岗生产队副队长。

严宏昌：因为当时就是我回去当这个干部呢，也是小岗队比我大比我小的，全部都当过了，当时就差我一个，因为我下学以后我就不在家。我就在外头做工。我那时候出去是一个月交生产队十五块钱，生产队给我记一百五十分。结果叫我回来，我不回来，给我加到四十五，四十五我不回来，给我加九十块钱一个月。九十块钱一个月我不回来，最后给我加到一百五十块钱一个月，那上哪儿，一百五十块钱上哪儿挣去呢，那就没办法了。还要给我家里头，全家的供应粮，干活也不给记工分，包括我父母的，他们都不给，最后逼得没有办法回来了，实际那时候我也不想回来。

解说：1978年，外出要饭过日子的严宏昌已经当上小包工头，带着来自十几个省的工人修铁路、建房子、修大桥，每月能挣八九十元，是村中唯一不用参加集体劳动的人。小岗村的穷困他最清楚，据说小岗原本有26户人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6户、67人生生被饿死了。如今村中的“大包干纪念馆”展现了那段苦难的岁月，关友江是纪念馆名誉馆长，按下手印之前他也是小岗要饭群体中的一员。

关友江：在生产队的“大呼笼”的情况下，他又出工不出力，光看去干活，但是没有做出来事，最后造成了很多人都去要饭。

记者：怎么要呢？

关友江：要饭还有好样吗？打声招呼，给点吧。比如到江南去，还很好。那边尤其是六几年那个时候，七几年那边确实不错，到那边每天都还要给十斤、八斤米，每一天就要十斤、八斤的，他在那要一个时期就送回来，他就是这么干。

解说：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小岗也曾是繁荣的村庄，不仅不缺衣少穿，每年还有余粮卖给国家。当了副队长的严宏昌是村中不多的初中毕业生，脑子灵活，回村之后，为了自家的生计，也为了族中长辈让他们“吃上一口饱饭”的哀求，他开始思考小岗的问题。

严宏昌：在我当时想就是这种生产的模式不对。那就是1956年以前没入高级社，那土地是各家各户的。入高级社就是吃大锅饭，那就是体制这么一变下来。导致了小岗的产量一年不如一年。当时我想我在工地干，我就采取大包干，我在工地搞的工程领下来，这一块工程多少钱，我直接就交给小组长了。我指望你能达到我的标准，达到我的质量要求，十天的活你一天干掉我也给你那么些钱，你干一百天也还是十天的钱，我那时候我就这样做，所以我在外头工地我做的很好。

解说：严宏昌把“包干”的想法跟好朋友讲了，然后一户传一户，单线联系，最后全村20户都同意，所有人都明白，“大锅饭”吃不下去了，于是有了1978年11月24日晚上历史性的按手印。那时，他们认为，最坏的结果就是杀头、坐牢，因此全村人都严守秘密。

严宏昌：就在三月份就有反应了，当时一反映上去，就给我们小岗队的牛槽贷款、化肥贷款、种子、群众的救济粮全部都不给了，都停掉了。凡是国家享受的，一律不给。最后就是不给，我跟严立学我们两个一直找镇里头征求意见，在那要。老是去要，最后镇里面的意见，不但不给，还要斗我们九十六场。

解说：当时的农村高级社劳动被称为“一呼笼”，但小岗生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而且分散在田间，所以很快被邻村人上报了。批斗的意见下来，但没有行动。村民下一步的顾虑是，当时种子归政府统一分配，没有种子，什么也干不成。已经做好被杀头准备的严宏昌这时找到凤阳县委书记谈了想法，竟然得到支持，要来了种子，小岗村迎来了希望，这是风调雨顺的一年。

关友江：分开的第一年，我家六口人就收八千斤稻子，收了三千斤山芋干，我家芋头干，你懂不懂我不清楚，反正就是山芋，地里的那个山芋，把它切成片在那晒，晒干，就是那个东西，我搞了两千多斤，三千斤。

严宏昌：所以人均收入从过去的在生产队二十块钱一年，这样一年跳到四百块钱。所以，第一年不但是还了国家，国家没对小岗一分钱的投入，我们对国家的贷款，旧贷我们还了八百来块钱。私人的，从二十多年的少国家的钱，这一年私人的钱全部还掉。再一个就是对国家的粮食，这一年我们交国家的粮食任务，我们一年交了十几年的任务，油料我们一下子交了我们小岗任务的一百多年的任务。

解说：小岗生产队经济上翻了身，组织上还一直没有一个说法，但私下有人给他们定性为“拉社会主义倒车”，经历了十年动乱的小岗人为此战战兢兢。1980年1月，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来到小岗生产队，是不是反革命、要不要杀头坐牢，小岗人全等着万里的定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