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 > 凤凰节目 > 秋雨时分 > 往期文稿 > 正文 |
|
声明：凤凰网独家稿件 转载请注明出处
今天的话题仍然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有趣的问答题，世界上每一个文明古国都有自己的历史学家，那么司马迁记载历史方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史记》与别国历史著作的主要区别在哪里？
余秋雨：大家好，我们继续讨论司马迁。
今天我们会从他的生平深入到他写作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或者是他史笔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梁启超先生的概括就是他是以人物为本位来写作历史的，以人物传记为本位以后，事件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了，就写这个人了。写刘邦，那么不仅有关刘邦的事，和刘邦有关的当时中国发生的大事，他都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所以区别不在于他写人，写事也是在写人。外国人也写事，司马迁也写，问题就是以谁为核心，或者按照梁启超先生的说法，以谁为本位。
司马迁是以人物为本位，这在世界的历史书写中，确实显得非常特殊，或者说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创造，就是以人物来贯穿历史。以人物作为历史的本位，我们想不到的效果产生了，因为"以人为本"特别具有故事性，故事它总得需要以人物来贯穿才能记得住，才能讲得下去，因为有故事性的时候，它特别容易流传，流传以后造成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历史意识特别强的民族，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如果我们设想全部是事件，全部是历史评述为主，那一定没有那样大的普及度，没有那么大的流传的幅度，这是显而易见的。更重要的是，以人物传记为本位的这种写作方式，使整部中国史充满了人类的体温，这个体温有可能是热烈的，也可能是冷漠的，但我们可以感触到它生命的温度。事件是缺少生命温度的，只有人物是有生命温度的。在中国这个长期充满专制集权的、非常不在乎人性的统治构架当中，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却是以人物为本位，这就造成了某种制衡。
我一直觉得历史是我们和过去的进行一场持久的对话，怎样对话很重要，但是和谁对话更重要，所以我觉得，司马迁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告诉我们可以和这些活生生的人进行一种对话的，但是这可能也就带来了中国历史的一大毛病。马克思韦伯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就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在序言中写到一句话，他说中国有很发达的历史书写，但是根据没有以理论形式得以发展的历史学。通过人物的对话来进行的这种历史叙述方式，因为它的具体和形象，也就少了很多抽象性的、形而上学的东西，这样虽然会使得历史变成故事，易于传播，但是很大程度上会缺少深刻。
同学：秋雨老师，我刚才听您说讲述那些话的时候，忽然想到我们很小的时候看《三国演义》。它的片尾曲前两句就是"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岁月啊你带不走那一串串熟悉的面容"，我是那个时候就很喜欢，但是现在咱们讨论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可能对一个民族来说，对一个民族的每个个体来说，最终沉淀在民族血液之中、整个民族记忆之中的，可能就是这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和一串串熟悉的姓名，而不是那些大的事件或年代，《三国演义》给了我们这个感觉。
余秋雨：这个词是现代人作词的，现在中国人对复杂的历史里的恩怨是非都搞不清了。严格讲起来也有一点拒绝对这段历史的思考，谁对谁错我们都搞不清楚了，谁是正统，谁是不正统也搞不清楚了，我们留下的就是几个面孔。所以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当人物作为经纬的时候，它确实具有对科学理性思维的排斥性。就个人来说，我们不讲今后讲以前，就历史学家来说，当你在感性地接受一个人的时候，他的音容笑貌、举止投足全部都进入你的想像之中，于是你马上就对他做出了情感判断，而这个情感判断，其实并不是科学的历史态度，当然我们的综合的情感判断更简单了，就是比较脸谱化，比较漫画化，这不是非常科学的历史态度。很多很多人都是做这么思考的时候，你不仅降低了自己的生命力，而且也降低了历史本身所拥有的理性的、展瞰的力度。比如我们现在直接面对的一些民族、自由、人权，这些在传代系列当中谁也不考虑了，大的问题全部让开了，唯一思考的就是代表性、地位、群体当中的等级等等，这可能确实是以人物为本位的历史观念所带来的一个负面效果。
|
编辑：
罗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