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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进入闪问。
学生：秋雨老师，您好。刚才你谈到二十四史，我想问您对现在国家大修清史的看法，谢谢。
余秋雨：我对这件事情还是肯定的。中国非常完整地从当代理性的态度来看待过去不远的历史，这样的机会一直不多。我前不久就发现，有一个城市的中学教科书对清代历史做了另外一种叙述，这个叙述把农民起义对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放得小一点，但是引起大家一片的愤怒，觉得这和我们过去讲的不一样，我以后怎么讲课，好多人都来进行声讨。即使对于我们过去不远的，譬如像清史这样的东西，用现代理性的眼光重新搜集资料，重新来做些思考，这是蛮好的一件事。关键不在于那本书的成果，而在于它给了人们对于我们祖辈所走过的道路一次重新的完整思考的机会。
学生：秋雨老师，我有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两个词很火，一个是叫正说，一个叫戏说。我们有官修的正统的历史，但是进入民间记忆的更多的是这种戏说的、故事性很强的历史。那您觉得这两种历史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您本人更欣赏哪种叙述方式呢？
余秋雨：首先，正说和戏说不是一个科学的划分。我们经常会把口语上勉强划分的东西，经过几次折腾以后，成为一个科学概念来限定了，其实这是一个不科学的划分。我强调的是对正说不要像过去那么彻底信任，因为正说是史观的笔调，它太容易受到当年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了。我现在已经感觉到我们的媒体界和舆论界都非常期待一本无可争议的正史，然后把所有的戏说都打倒。其实无可争议的正史，第一是不太可能出来的，不可能无可争议，第二，对这样的正史的科学性也是值得怀疑得，哪怕它所写的一切都是真的，问题是它有多少没被写到。
学生：秋雨老师您觉得什么样的戏说才是好的戏说呢？或者说您最喜欢的戏说文本是哪一个呢？
余秋雨：我现在只能说《三国演义》的戏说是挺好的，因为它有人物形象的塑造，又能够非常熟练地把中国的各方面的文化知识组合在一起，可以被大槐树下老汉和小孩谈论。它的内容带有好多艺术创造的成分，它的传播方式更靠近戏说。戏说两个字有可能成为一个动词，它更靠近戏说，我们很多的历史就靠这样流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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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罗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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