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关于道德的话题在中国文学界遭到质疑或者甚至是攻击，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值得回顾的问题。在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初期，我觉得在中国的作家中，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甚至是一个禁区，或者说是一个害臊的领域，怕谈道德，怕大胆的歌颂自己心中的比如说。
窦文涛：理想。
张承志：理想、革命，对人民的感情，这是很害臊的一件事儿。
窦文涛：对，是笑话。
张承志：大家比着写下流、比着写卑鄙，写背叛、写阴暗这样的东西，我想好像更成为主流。这个但是在今天也可能到了这个总结的时候了，因为一旦三聚氰胺出来了以后，大家的联想很丰富，是吧？既然牛奶里有三聚氰胺，那你的文学观点是不是就是三聚氰胺呢？加在中国文化中的三聚氰胺呢？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问题。
窦文涛：这过去一般讲叫真实嘛，就是说要做真小人，也不做伪君子。
任世民：伪君子，对。
窦文涛：但是现在另一个命题提出来了，就是说这人能不能做真君子呢？
张承志：对，就是这样的。
窦文涛：但是真君子存在吗？
张承志：君子这个概念本身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刚才我们讲的一样，这个游牧民族中，不管从哈萨克、蒙古或者说是像中亚的这些民族，像维吾尔为代表的这些民族，他不讲君子这样的概念，他讲的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做人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没有人总结过。
但一个小孩儿，从很小的时候长到很大，除了个别的坏的一些，怎么说呢，被社会拉走了这么一个游离出去的分子之外，我觉得大体上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道德界限。这个道德界限是他的恐惧，是他的禁忌的界限，他不敢轻易越过。
所以整个社会，你在世界上走的越多越会发现，世界上很多很多民族都存在这样一种不用君子的概念来固定的，但是存在的一个无形的心里的道德的界限。大家都不越过他，大家都在这个范围之内行事，来做事情，所以这个文化看起来总体上虽然有种种的问题，但它是健康的。
任世民：对，包括人的本性的这种自律的东西，尤其这个家庭的这方面的教育和影响，在某种生活方式下，它形成一种就是大家自然遵守的道德的东西。比如说对待老人，比如说是对待弱者，是吧，走在路上出现这样的事情，对于穷人如何，采取什么态度，像这样的事情就是我总觉得有一种特别奇怪的现象。
张承志：他刚才举的这几个例子都非常非常重要，在中亚的话。
任世民：对。
张承志：对弱者、对待旅人，就是旅行中的人。
窦文涛：旅行的人。
张承志：对待这个老人。
任世民：老人。
张承志：对待这个，比如说甚至战争中对待俘虏，他就有一大套东西，用我们北京这个精英们说的语言就是人道主义的东西，对他来说是自古以来的一种道德底线。
任世民：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北非去旅行的时候，遇过一个村庄，他就有一些习惯，就是在村庄的口上，都有那个陶罐，陶罐里面装慢了水，装满了清水。就是说你所有走过的人你都可以享用，因为水是最宝贵的东西，他是给你无偿的供应。那我们要在那儿的话，肯定要弄一个小卖部，开始卖了。
张承志：是。
任世民：这是不一样的，这个价值观就不一样，就是人和人之间在你需要的时候，就像牛奶一样。刚才讲的，你要到了一个牧民家里去，他的牛奶是给你的，是吧？他不是说在里边再给你掺点儿三聚氰胺，这个价值观就是这样。
窦文涛：怪不得就是说往往到那边儿去玩儿，到人家家里就是宾至如归嘛，感觉到是一种家一样。
任世民：你感觉到就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的一种交流。
窦文涛：所以我想这也是你跟他们那么深感情的一个原因。
张承志：一个人家方面对我的一种，怎么说呢？人家有这样的一种文明，我们怎么可能再不有一个学生的姿态呢？是吧？
窦文涛：对，对。
张承志：其实我觉得只是。
窦文涛：所以我可以看看这个初入伊犁他的这个照片，张承志老师，当时是去考古啊到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