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这地铁啊，当然不光是咱们这儿这个塌，台湾那边前两年不也塌吗？
梁文道：对，高雄地铁。
窦文涛：几个大坑。
梁文道：那个捷运，那个高架桥。
窦文涛：对，而且人家说梳理一下，2006年8月2号，是广州地铁3号线支线段石牌桥站施工现场发生塌方，一死两伤；2007年3月28号，北京海淀区苏州街地下的这个地铁10号线工地发生坍塌。
许子东：那次我们在。
窦文涛：那次我们在。
许子东：我们还被堵在那里了。
窦文涛：我们也被埋在那里了，6名施工人员被压。还有什么2008年。原因是什么呢？有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就讲了，说他提出的原因之一吧，就是说这个超速，就刚才咱们讲这个“大干快上”的问题。你看他说呀，地铁是高风险工程，这个里边的这个监理啊，各个方面风险需要严格控制的。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每年地铁建设里程不超过10公里，莫斯科是用了近70年才建成200多公里的地铁，而在我国，现在很多城市每年都有四、五十公里的地铁投入运营。
梁文道：但这个就是中国奇迹嘛，对不对？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都说对中国感到很好奇、或者很恐惧，就是说中国起的太快了，这就是中国速度。别的国家他们走过的轨道跟我们不一样，别的国家用做什么事情，用的速度跟我们也不一样。我觉得速度快未必是问题，如果你投入的资源真的很大，技术密集的程度真的很高的话，或许是做得到。但只不过问题就在于你有多小心，我觉得这个东西跟速度不一定是成反比的关系的。可是我比较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我们刚刚说中间你做基建，很多钱可能会流失了，会被贪了，我觉得问题在于你被贪了、流失了还不要紧，而且在于那些人贪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是，很多人他贪的程度是贪到让最后出来那个东西做不成，或者是会出事儿的。比如说如果你的贪，你说我报大款项，我扩大了自己的中间牟利的这个范围，但是我能保证最后出来这个东西基本上是能用的、不出事儿的、不玩儿人命的，那我觉得，这还是叫做不幸中的万幸。但是中国往往情况是他贪到一个地步，连给你一个杯子都是烂的。
许子东：其实就是说到底，我们这个节目也常常讲各种各样的现象，千头万绪，归根结底是一个，就是经济不断的变，政治没有变，就是这个东西。比方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我最近有个朋友讲到4万亿，眼睛都发红，那是做企业的嘛，他做企业的。那他做企业的你知道他怎么样，比方说他是生产服装的，他说他只花很少的精力、很少的钱去关心这个服装做的怎么样。他说你做的怎么样、做什么服装，这是他考虑的十分之一都不到的事情。那重要的是什么呢？因为你的服装不能去卖给老百姓，那是赚不了钱的，你也不能去出国，那出国外国人很抠的，他整天要检查你。
所以最好赚钱的方法，就是卖给，比方说国营的大饭店一订订5000套，你看那我只要搞定了你这个订货的人，我这5000套怎么做，价钱又可以高，东西又可以做的次。所以他最大的精力就在用在建立一个关系网，就是跟什么人可以给我订单，他不需要科研费，生产费是压到最低，什么东西弄到最低。最大的费用就是关系费，就是关键只要订单，你看这一个小的case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在怎么运作。
那么这些负责国营企业，各种各样官员，我随便都可以做，你们十个人的工厂都在做衣服，我明明知道你们做的好啊，可是你给我好处吗？你看我为什么要订你的衣服呢？至于衣服怎么样不是随便穿吗？所以他们互相之间的这种合作关系，就使得质量问题最后变得完全不重要，这在衣服是没危险性啊，这到地铁就有危险性了。
梁文道：所以在中国，很多人都知道，很多商人知道要赚钱，最好赚的是什么钱？就是项目。
窦文涛：对。
许子东：而且是公家的项目。
梁文道：你把你跟外国人做买卖，那是跟市场竞争，你跟中国老百姓做买卖，就像你讲的，老百姓没多少钱让你赚。
许子东：对。
梁文道：但是你赚政府的钱，那是真的多大的一笔钱，而且政府的钱，赚的其实比较容易，我们想想，所谓贪污是什么概念？贪污其实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他必须面对的一个诱惑，而这个诱惑是太大了。因为你想想看，我如果就像你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我如果花心思去做好这个衣服，去研究这个市场，去做好风险的计算，怎么样去跟别的厂家竞争。
许子东：进入这个服装竞争的这个领域。
梁文道：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但是反过来，我天天想着，这个负责这个项目的这个领导，他爱什么？他喜欢什么？
许子东：喜欢茅台，喜欢高尔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