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建英：那些不太会哭的，往往就是说我们所谓说的弱势群体，他就不太闹，反而是一些比如说受过教育的或者知道点法律的，他引经据典，而且他还知道怎么利用媒体，等等这些人他就跳出来。

查建英：《牡丹亭》最近在国家大剧院演，我就觉得昆曲现在搞得挺火的。就是一个会哭的孩子，跟他里面推动昆曲的人会宣传，怎么操作这件事，怎么重新包装等等是有关系的。

许子东：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查建英：还有那么多的地方戏怎么就没有得到这样大的关注，像越剧、梆子、秦腔等一大堆呢。

窦文涛：其实你别看我傻不溜啾，其实我是那种特别有平衡感的人。饶你奸似鬼，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就是说我其实有点较劲。我认为一是一，二是二，清清白白，什么事情都清清楚楚。

许子东：这是合约精神。

窦文涛：我们家族的人，从我爸爸开始全是这样的人。但是像我这样的人，我发现很难生活在这个社会。就像你举那例子，那个最牛钉子户，当然人家是对的，维权，最后政府重视了，赔了多少多少钱了。我看到这种事，第一个想的是，那些老老实实的，像我们家估计多半属于老实的，让搬就搬走了，他得到的补偿是不是按这标准，按这闹事的标准全补偿呢？如果不是，那么这里边是不是也隐含着一种不公道呢？或者说是你鼓励我们当刁民啊，当良民不被鼓励啊，当良民吃亏啊。

许子东：你讲的对，刁民这种东西是被训练出来的，一开始的话我就同意，几次听过以后，看张家他没听话，他就拿了好处。那我下次也不听。

窦文涛：就是说包括在飞机场我就说，他大闹机场，最后你就给他按五折机票退了钱了，可我亲眼看见先走了的人，那可是按原票退了钱了。这个怎么说呢？难道鼓励我们一个一个都大闹机场吗？

许子东：文革当中的知青后来都回去了，可是64年上海去新疆的这些人都回不来了，那是自愿去的，那些人都现在子女烦着，那些人他不能享受知青的待遇。这比你个要大多了，一辈子的命运就这么定下来了。

查建英：政策没有常性，没有稳定的一贯的原则，这是很要命的一件事。

许子东：当然从调整执政者的角度说，我已经尽量做到好了，我与时俱进，对不对？发现什么问题，比方说拆迁，自从那个事情发生以后，现在在上海也好，北京也好，拆迁就变得比较合理了，保护居民得多了。但是就像你说的那样，以前被拆掉房子的那些人心里……

查建英：那就冤大头。

窦文涛：我发现这跟中国人的管制方式、思维方式都有关系，我们一般是原则先行或者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都是危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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