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天书》体现了中国艺术家的坚定性

解说：1991年，《天书》在美国展出，它新奇的表现手段和艺术思维顿时在西方艺坛掀起一阵轰动，随即开始在世界各地展出，成为中国现代艺术单件作品里展览次数最多、被谈论和争议也最多的一件。

许戈辉：你在拿出这个作品之前，总还是会有一个预期吧？你自己当时有预期到市场的反响吗？或者叫外界的反响？

徐冰：外界的反响，你会有一些期待，但是做完了以后拿到国外啊，我其实也有这个担心，我觉得因为就像你刚才说的，它不是一个汉语环境的东西，它感觉不到，它体会不到这作品它这个有意思，荒诞之处。但事实上在世界各地这个作品都受到很大的关注，和受到很多的哲学家的评价，和理论家的这种议论和评价，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是真正的中国字。

许戈辉：对呀，这正是我想说的，就是对他们来讲一个正确的中国字和一个徐冰所编出来的中国字是没有区别的啊？

徐冰：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什么呢你也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

许戈辉：但是我至少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样，然后你这个是不正确的，他们正确，根本不知道正确的是什么样？我觉得他们的体会跟我们的体会一定不一样。非常不一样。

徐冰：是，肯定是不一样的，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作品它真正的价值啊，它还不仅限于这种，比如说你接受它的一个渠道的方式的不同，事实上我现在经过这么长时间，回过头来再来看这个作品呢，我觉得它有一点呢是可取的和有价值的，也许呢因为这个东西走到哪，都是被别人尊重和认可的，事实上我认为这个作品呢，它体现了一种中国艺术家的一种坚定性，和它对待艺术和对待文化的一种反思性，这种反思它不是左顾右盼的，它并不是像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呢，就是说是犹犹豫豫的，它不是说就说我让我的作品一定要有西方的当代感，或者说有现代感，或者说有文化感，或者说有什么什么东西。它呢是这种发自于中国文化自身的，一种对自身文化的一种反省的一种结果，包括它的这种方式上，都是在许多的文化范围内所没有的，比如说这个作品和观众的这种接触和交流的方式，其实它是中国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就是，它完全是中国的这种传统的智慧方式，比如它的这种，它是这种带着面具的文字，是吧，它是声东击西的，它好象认真地在跟你说这事，其实它是在说别的事呢。

《地书》：用现有标识写成的书

解说：1990年，受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邀请，35岁的徐冰作为荣誉艺术家去了美国。在新的文化环境里，徐冰又开始对各种标识符号做起了文章，2003年，与《天书》相对应的《地书》诞生了。

许戈辉：《地书》的创作灵感是怎么来的？

徐冰：地书的创作灵感实际上是，我当时就是在一个口香糖的一个，包装纸上看到了三个小图，这三个小图，第一个小图就是一个嘴唇旁边一个红点，就是意思说是这个口香糖吃完了，以后那个胶状物出来以后。第二张小图就是一个包装纸一个小纸，然后那个东西放在那上头。第三个小图就是一个人回收那个，扔到垃圾桶里头这么三个小图。我当时看了这个我觉得有意思，是因为我认为它用三个小图讲了一个故事，后来我当时想，它可以用三个小图讲一个故事，那为什么不可以我用无数的图，来写一篇长篇小说，我我觉得从道理上讲是说得通的，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收集那个，这个各种标识，包括这个指示牌啊包括路标啊，包括这些什么各种符号。

许戈辉：前前后后多长时间，收集了多少？

徐冰：其实这个开始差不多是四五年以前就开始了，到现在还是在收集，因为事实上我后来发现这个工作呢，其实是一个没头没尾的工作，因为你不可能完，因为每天都会有新的标识的出现，在网络上在各种各样的什么商业广告上等等，它是没完没了的。所以这个作品呢，后来我就开始写，用这标识的语言在写这个书，我们从来不自己创造，就是我自己编一个符号。我们从来不。

许戈辉：你用的全是现有的？

徐冰：用的全是现有的和收集来的。因为收集来的东西，我认为它带有语言的种子的性质，是它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和已被使用的，我认为你人为制造的东西呢，其实它不带有一种普遍的这种可识别性。

下一页 徐冰：我的书让知识分子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