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50年前，318名矿工从上海踏上列车一路向西，到大西北土地上这个当时地图上都还未曾标记的地方。而这50年间，其实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很少回家。年轻的时候是因为工作忙，再加上回家一次路费至少要攒个一年半载的。所以回家好像成了一个随时都在做但是颇为奢侈的梦；而到了退休，却是有些不敢回家了。几位老矿工都讲过这样的故事，说他们回上海，最怕的就是见亲戚，见了就得给压岁钱。而按上海的生活水准，怎么给也要个一百两百，所以三弄两弄，他们几个月的工资就出去了，囊中羞涩。如今的上海和铜川经济上的差异与他们离开的时候，确实不能同日而语。另外几十年下来，很多人在上海也不再有自己的住处了。回了故乡，却更像是无处栖身的异乡人。老矿工们的根，就这样一年一年从上海的泥土中被渐渐拔了出来。那个故乡，那个大上海，或许依然熟悉，却不再亲近。

1980年代，国家改革开放之后，南方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而这时，这些奉献大西北的游子们，却已整整远离家乡三十年了。

林鑫：父母挣到的工资，最后都奉献给铁路上了。经常是五块钱、十块钱、十五块钱，这样子一个月省出来点钱想办法寄回南方去。我外公挺可怜她（母亲），就给她盖一间房子。她就觉得她要把这个钱攒起来，等我爸爸退休了他们一块儿就回去了。

林鑫的母亲吴玉英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等到丈夫退休以后全家人一起返回老家太仓，安度晚年。1985年林鑫结婚，这时距离父亲退休也只有一年了。

林鑫：我母亲有一天回来就跟我说，她说林鑫啊，我胃疼，我这回感觉不一样。大夫就很慎重地跟我谈话，胆囊CA（癌）肝转移，不会超过三个月。然后我就骑着自行车，从医院回来了。一路上我的眼泪全部都流了，第一次在大街上眼泪那样地流着。

为了安慰病重的母亲，林鑫将母亲送回老家太仓，但母亲拒绝住院，而是住进了外公刚刚替她盖好的新房子里。

陈晓楠：你妈妈当时回到家乡高兴吗最后？

林鑫：她回到她那新房子里，她就在哭，觉得她不应该这样子，她一直挣扎，希望能回来。

陈晓楠：她每个月十块钱十五块钱寄回去盖的那个房子？

林鑫：最终她死在她的房子里。

母亲去世仅仅十个月以后，父亲朱永生也去世了，那一年他55岁，正好可以退休。子女们将父母的骨灰运回太仓，最终让他们合葬在家乡的土地上。

1986年的一天，林鑫的姨父，同样是上海来铜川的318名矿工之一的顾龙祥，在矿区食堂里最后一次见到林鑫的父亲朱永生。

那时朱永生已经得知自己患上了食道癌，几个月以后，他就去世了。在林鑫的记忆里，矿工最喜欢的也是唯一的业余生活，就是坐在一起喝酒。父亲酒量不大，却是嗜酒如命。

林鑫：更多的时候和他的工友，在一块儿喝酒聊天，他们很喜欢喝酒。经常在他们的喝酒声中交谈声中，我就睡着了。

1955年，上海的318名工人一到铜川就被分配到众多相连的窑洞而建成的集体宿舍里。后来随着家属们的到来和孩子们的出世，这些宿舍就演变成成片的住宅区。这片住宅区见证了这些既是同乡又是工友和邻居的两代人的人生命运。

林鑫：每一个家庭都有很多小孩，因为住的是公房，一排房子一个挨一个。我爸他们也经常到工友家串（门），因为他（们）都是一块来的吧，不管经过多少年，有些人北方话已经很浓了，但是在口音中你依然能够听到他南方口音的底色是不会改变的。

林鑫家的隔壁是上海人姚洪昌一家。善良的姚洪昌夫妇当年对林鑫和他的弟妹们格外照顾。姚洪昌一直担任矿区的团委书记，当年思想先进的母亲就非常支持他来支援大西北。

姚洪昌：母亲思想比较好，说你去闯闯吧。可后来她就不行了，探亲假回去，（她）老哭。"哎呀，我真不应该把你放出去，一放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女儿回到思念她的父母身边，然而她却无法预料，自己永远失去了做一个上海人的机会。

陈晓楠：女儿后来知道她曾经都有过上海户口结果？

姚洪昌：知道。

陈晓楠：那她有没有埋怨过你？

姚洪昌：到现在她都知道。爸你那个时候为啥要到铜川，你要不到铜川来的话，那我们现在都在上海了吗。

陈晓楠：她们说这个的时候，你觉得是不是有点亏欠她们？

姚洪昌：感到是有点愧对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