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手赚钱 化敌为友

我成为境外"大商人"

1961年夏天，我再度回国汇报工作。组执上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并要求我"千方百计地在南越生根立足，创下基业，以便更进一步地开展工作。"这就是说，党组织认为我在境外的"挣钱方式"，对隐蔽战线未来的工作，十分有利。

根据"创造基业"之要求，返回金边后，在1962年的整整一年间，我更加放开手脚地大做生意。利用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我从香港买入可以在金边和南越畅销的短波收音机、电视机、电唱机、唱片等物品，运回金边、运入西贡，同时，从香港购买人参、高丽参、西洋参、东北鹿茸等名贵中药材，利用航包裹等形式，寄往金边! 为了生意上的需要，我又和金边海关的官员们交上了朋友，通过他们帮忙，把各种货物作为旅客用品，报关进入。这样小批零的贩运，本钱小、课税少、周转快，可以立竿见影地积累资金。

与此同时，我开始学着买卖二手汽车，并利用父亲传授的部分医学知识，与人合作，在金边和西贡两个城市，先后开设了自己投资的制药厂。经过一段时间的商业运作，不但为今后的工作积累起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更好地掩护了我的真实身份，使我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

一名隐蔽战线的特工，竟然需要自己去筹措资金开展情报工作，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却是五六十年代中国情报工作的真实写照。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据我知道，有不少被派遣出国的工作人员都能体谅国家的难处，体谅帝国主义对我们祖国的经济封锁，因此，自己努力筹措在海外的工作经费，有的同志甚至自愿放弃国内的那份工资。这种革命情操，在当时的隐蔽战线，被视为理所当然" 。

1962年深秋时节，我利用前往香港采购制药厂化验仪器的机会，再次返回国内，汇报工作。由于当时国内的经济尚未从困难中复苏，我在香港采购了大量食品带回国内。我的妻子这时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可惜，由于怀孕时营养不良，孩子并不那么健壮。尽管如此，我带回的大量食品，除留一部分家用外，仍有一部分交给了组织，请组织代为分配，以照顾机关内其他有病的同志和家属。

在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后，上级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我提出：由于金边、西贡两个地方的工作繁多，且我"创建基业" 的商业活动也越做越大，因此希望组织上能够批准我的妻子--子辛，随我外派，助我一臂之力。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这一请求。1962年冬，子辛带着我们的儿子，抵达金边。

随机应变 化敌为友

我和国民党特工交"朋友"

在金边和西贡从事情报搜集的，除了我党派出的谍报人员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台湾的特工。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车生意的萧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常先生，我看你一点也不像是中共派来的特务！"

听了这话，我吓了一跳，但表面上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依我看，你大概是看那些廉价的特务小说看多了，所以满脑子都是稀奇古怪的想法，你怎么会把我和中共特务扯到一起呢？"

萧先生笑着说: "依我看，你当然不像什么特务，倒像是《西厢记》里的张生，很有点风流倜傥呢。上次‘巴黎'西药房的女老板说起你，还说是没见过像你这样潇洒的汽车销售经纪人，要我介绍你和她认识呢! 可是，我虽然说你不像中共特务，但周先生一口咬定，说你是中共派来的。他不但告诉我一个人，而且还把这件事告诉了许多人。"

周先生名叫周球，金边华侨，他的父亲也是金边很有名气的中医。周球比我大几岁，曾和我同在金边的学校读书，算是我的学长。抗战期间，周球返回国内，参加过国民党在江西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出征缅甸，接受过抗日战火的洗礼，在部队中一度官拜少校。

小时候，我对周球很是崇拜，但抗战胜利之后，我和周球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开始分道扬镰。我十分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和滥发金圆券，周球则继续积极参加国民党在金边组织的各项活动，1949年之后，周球去了台湾，迎娶了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女儿，我则1950年返回国内，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因此，1960年我刚刚返回金边时，就有朋:友告诫我："你要小心周球，听说他现在是国民党某机关派到金边来的，知道你要返回金边，他对你很有看法呢! " 现在，周球终于公开了他对我的"看法" 。

好在萧先生完全没有城府，他坦率说："我看你不像特务，他倒是很像特务呢。"我问为什么，萧先生说，"你看他，从台湾回来十多年了，除了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员，几乎从未做过其他的事。可是，他虽然不做任何工作，每天却仍然西装笔挺，生活十分惬意。除了在酒楼里请客，就是四处闲逛。口袋里的美钞，比柬币还要多呢! "

萧先生的这番议论，让我对自己的"表现"和"处境"更加警觉起来。我知道，自己在1950年回国之前拥护共产党的公开表态，以及在1960年的突然返回金边，已经引起了我的对手--国民党特工--周球的高度警惕。既然我们今天(1962年) 同在金边工作，那么，周球对我的"看法"，就是隐藏在我身上的癌细胞，就可能随时发展成为致命的绝症。我必须想办法扭转被动局面!

这里也有个背景要交待：60年代的金边，国民党的情报人员是比较公开和张狂的，他们公然叫嚣"反攻大陆" ，但是我--中国大陆派出的特工人员，却绝对不敢公开去呼喊"解放台湾" 。因此，在我和周球的斗争中，周的优势是：经费充足，在富裕的华侨群体中，敢于半公开地开展活动。

不过，我虽然只能隐蔽地开展工作，但因为我在暗处，也就比较容易隐蔽自己。当然，那时候的我，也已经不缺"经费"了--我已经大致"创业成功"，积攒起了许多工作经费。经过反复思考，我决定"主动出击"首先争来取接近周球。

经了解，我得知周球特别喜欢读武侠小说，为了接近他，我也开始大量借阅武侠小说，井常常站在租书店的武侠小说专柜前面，等待周球主动"上钩" 来找我。功夫不负有心人，那天，我正站在书店里专心致志地阅读台湾作家柳残阳的武侠小说，忽然感觉有人把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回头一看：正是周球。

我们从武侠小说，说到儿时在一起玩的情况，越聊越热乎，最后还是周球憋不住了，他抛出了一个调查我的关键问题：" 听同学们说，你在国内混得不错，怎么突然又回来了? " 我知道，这才是周球找我的"正题" 。

"如果我对你说，我妈妈年纪大了，所以我就回来你一定不会相信，对吗? " 我说。

"为什么? 为什么你会感觉我不信？"周球听了我的回答感觉很意外。

"咳，我的那种说法，只是用来应付关系一般的朋友。这些人才不管你为什么要回来呢。"我的这个回答，不经意间，把周球归入了和我"关系不一般"的人群。

很快，我就和周球有了第二次见面。这一次，我们聊天的话题更加广泛，当然，对周球来说，他念念不忘的仍然息"你为什么要从国内返回金边? "我呢，继续采取迂回战术，我说到了我们都认识的同学朱国明，朱曾是我们金边学校的篮球队长，回国后，1953年，朱成了"三反分子"，1957年，朱又成了"右派"；此后又被打成"流氓"......我总结说，"朱国明回国之后，倒霉透了，每次运动，他都有份，儿乎成了‘运功健将'了! "

随后，周球又主动打听我们的校友刘标--我的这位同学，也很倒霉，回国之后，多次被怀疑为"特务"。更具倒霉的是，每次来了运动，他都会主动承认所有的莫须有罪名，结果搞到最后，他似乎变成了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特务了......

我用幽默调侃的讲述了这些满怀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同学的悲惨下场，惟独没有"涉及"我自己返回金边的理由。不过，透过我在讲述时的语气和表情，周球大概已经推论出：这家伙在国内，肯定也四处碰壁，所以才不得已又跑回来。

经过几次谈话，虽然不能打消周球对我的怀疑。我发砚，谈话之后，周球经常突然光顾我家，而且从不事先约定，总是突然敲门进来。不仅如此，我的邻居也告诉我，他们好几次看见周球站在我的大门口，既不敲门进来，也不转身离去......我知道，周球仍然对我充满怀疑。

为了做好防范，我首先在家养了一条机警的德国猎狗，只要诈人靠近我的大门口，这条猎狗不会狂吠，却总是立即跑到大门旁边，等待"访客"进来。与此同时，我也在耐心等待机会，准备和周球一起做一单生意。

因为找从侧面打听了，周球领取的台湾津贴，数额确实不少，但是，如果只有他一个人在金边，那么他的生活应该是很惬意的，可是他的岳父去世后，因为家产的分配，他妻子和台湾的兄弟们闹得不愉快。特别是他的太太、儿女搬到金边之后，他的生活支出，已经渐渐不够宽裕了。

恰在此时，有人卖给我一批法国进口的瓷砖，价格十分低廉。我全数吃进这批瓷砖后，立即找到周球，请他设法找人转手把这批货物高价卖出去。周球早就知道我做生意很有经验，现在又恰好缺钱，因此非常乐意和我合作。这是周球第一次做生意，他四处寻找买家，果然把这批瓷砖卖出了一个好价钱，赚到了一大笔钱。

我把利润的大部分全都给了周球，同时在金边的朋友圈子里，到处赞扬说周球的门路广，这笔生意，多亏了他卖得价钱高，所以才能赚大钱。这些背后赞扬他的话，自然传进他的耳朵，周球听了，怎么能够不感谢我呢！

能够最终成为周球的"朋友"，还得益于我的忍耐力。原来，周球有个毛病，他参加过抗战，接受过国民党军队和特务组织的双重培训，而且口才也是雄辩滔滔，因此，他在和金边华侨的接触中，常常表现出狂妄自大，高人一等的气势。这种狂妄性格，华侨的中土层人物哪个肯买他的账? 惟独我--金边的"华商新星"常修文--愿意耐心倾听他的高谈阔论，从不和他争论、抬杠。

经过两三年的交往，周球对我的怀疑，终于慢慢消退。

1963年5月，西哈努克亲王下令搜捕国民党在柬埔寨的特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并不从事暗杀行动的国民党高级特工--周球，也遇到了麻烦。

1天晚上，周球忽然敲开了我家房门。原来，柬埔寨的军警已经开始上门找他的麻烦了， "三十六计走为上"，周球决定尽快离开柬埔寨。此时的周球，早没有往日的张狂，他语无伦次地告诉我：自己决定离开，但家中除了妻子，还有一儿三女，倘若一并撤离，势必很难脱身，因此决定独自一人离开，可是他，走了之后，又害怕柬埔寨的军警到他家坐搜查，趁机抢夺财物，凶此他决定把自已的责重物品和美钞现金，全部委托我来保管，一旦他的妻子儿女缺钱了，再到我家分批领取。

我当即决定：帮助这位国民党特工保管财物，同时决定"好人做到底"，顺手给他写了一封信函，以方便他在偷越边境时可以找我的一位朋友帮忙。

后来返回国内，我把自已做的这件事，如实向组织汇报了。上级再次肯定了我的做法，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从那件事之后，周球在西贡、金边的许多国民党朋友，也都慢慢成了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