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9日,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席沧海、市疾控中心主任刘宝录、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等五人来到李建平家,向其宣布其“病好了”。李建平尽管有思想准备,但听到“病好”两字之后,还是哆嗦了一下,跟当初宣布其得病时一样大脑一片空白。过了一会,才觉得事情不对头,赶紧把村支书李贵海喊来,让其做个见证人。

等到三辆车开走了,李建平才回过神来:我为啥不问问我这个病是咋好的呢?

实际上,后来尽管村支书李贵海为李建平开了一个“病好了”的证明,但村里没人相信,大家更愿意相信李建平给书记送了礼。道理很简单,谁也没听说艾滋病能治好。

至于为什么2006年7月就检测出李建平HIV阴性,为何拖了一年多才告诉李,而且不是说其没得病,而是“病好了”,刘宝录说,那是省上的事,他自己也不清楚。

告状

当听他大致讲了后,对方说,“你是不是喝醉了?”

被宣布“病好了”之后,平静下来的李建平越想越不对劲,觉得四年的罪不能白受,总得讨一个说法。他本能意识到问题出在疾控中心,可是前后来过那么多各级领导,他也不知找谁,最后想,应该找官最大的,于是到兰州讨说法。

李建平说,他曾几次找到省疾控中心席主任,席主任说这个事情得地方政府协调解决,他又找到市疾控中心刘主任,刘主任说这事主要问题出在省里,还是得省里解决。

这条路看来走不通,李建平得病几年来一直躲在家里看电视,知道媒体管用,但又担心省内的媒体报不出来,于是给西安一家报纸的热线打电话,当听他大致讲了一下后,对方说,“你是不是喝醉了?”随即挂断。

李建平也曾想过打官司,但不知道该告谁。越发感到走投无路之际,想起兰州有一个本家亲戚,便硬着头皮上门求助,他知道,外地的亲戚也知道他得了艾滋病,自己很可能是个不受欢迎的人。

亲戚给他介绍了一个熟悉的律师。律师听完后,建议他官司别打了,给他指了两条路:一是到卫生厅直接找厅长；二是向新闻媒体投诉。

李建平先来到卫生厅找厅长,被告知厅长到人民医院开会去了,他又来到人民医院,没人告诉他厅长在哪。他灵机一动,给门卫买了一包烟,对方给他指认了厅长的车。他就在门口等,结果过了三个小时也没见那车动。于是李建平只能再找媒体。7月底,甘肃省《西部商报》的记者约见了他。8月18日,该报以“甘肃首创‘痊愈’的艾滋病———天水农民戴了4年的‘艾滋帽’”为题刊登了此事。李建平一下买了十几份报纸,回村里到处发,乡亲们这才相信:原来李建平真可能没病。

报道影响巨大。“艾滋病患者痊愈”惊动了北京的“全国电视联播”(《星火科技30分》),并派来一个由资深记者领衔的节目组赶赴天水拍摄,该记者事后对南方周末记者称,本来是想过来好好宣传一下,结果发现不是那么回事。

见报数天后,金集镇卫生院院长李本义给李建平打来电话,李被记者写到了报纸上,当初记者调查时,这位院长听说记者来了,把办公室门反锁上,说自己不在,结果李建平爬到窗户上发现了他。于是“金集镇卫生院院长‘躲猫猫’”的字样出现在报纸上。李本义显然面临压力,跟李建平说,我是个农村大队长级别的小官,人家让干啥就干啥。

至今没有人正面给李建平解释其从“被艾滋”到“被痊愈”的蹊跷过程,南方周末记者在当地采访此事时亦倍感阻力。尽管被当地病人指认,但李本义拒绝承认他是李本义。而此前接受过记者采访的瓦寨村村支书李贵海显然面临压力,“不敢乱接待了”。一直负责通知李建平参加艾滋病人“活动”的村卫生员李四友,则坚称一直不清楚李建平被确诊患有艾滋病,当年查血是为了查肝炎。而事情的另外几位当事人,清水县疾控中心领导以需要组织同意为名,推脱了采访。9月2日,南方周末记者辗转甘肃省疾控中心办公室,以及甘肃省卫生厅办公室,采访此事均未遂。

只有刘宝录在经有关部门同意之后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他认为自己在此事中受了委屈,“忍辱负重、冤枉得很”,因为此事主要问题出在省上,报道后挨骂的却是他。至于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他现在仍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