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期间,他还因为喝醉了酒,三次被小偷光顾,总共丢了将近两万块钱。

然而等李建平周游各地回来,钱花光了,生活却仍得继续。得病之前,他家境富裕,人又热情,在村里被人高看一等,家里经常热闹得很,但得病之后就成为村里的另类。不仅再没人上门,路上遇到连打个招呼也怪怪的。李建平自己也知趣,很少去别人家,大多时间都闷在家里看电视。等死的四年里最怕的是过年,“生艾滋病”期间,李建平落下了另一个病:一到过年就肚子痛,非得吊水不行。

据刘宝录说,为了保护艾滋病人的隐私,李建平得病的事一直保密,村里只有卫生员一个人知道。但李建平说,他得病的事“地球人都知道”,当时通知验血时是村支书用大喇叭喊的,山沟里空谷传音,连十多里外的张女商娘家都听得见。

有人劝张女商和李建平离婚,说这样两个儿子可以更名换姓,跟李建平没关系了,将来才能讨上媳妇。但张女商狠不下心,觉得丈夫没多久好活了,就算是再嫁,也得等他死了。

然而咋等李建平都没有死。一年多后,倒是他自己不想活了,2005年春节前,李建平对张女商说,他想找个没人的地方自己死了算了。张女商急了,一连跟了他七天,最后买了一包老鼠药,拆开了跟丈夫说,咱把药拌在饭里,等儿子放学回来,全家人一起吃了算了。李建平一听害怕了,这才打消自杀念头。这一年,金集镇杨郝村一位女艾滋病人,清水县当年查出的包括李建平在内的9名艾滋病人之一,割腕自杀身亡。

李建平的生活越发艰难。得病之后,刚刚好起来的土鸡生意自然做不成了。他做生意内行,种地却是外行,收成本来就少,还得变卖供儿子上学,家里一度穷得揭不开锅。李建平决定“丢车保帅”,让正上初三的大儿子退学打工,供小儿子上学。这话李建平自己张不开口,便让卫生员李四友替自己跟儿子说,大儿子很懂事,啥话没说就同意了。

得病等死的四年中,除了旅游,李建平一直呆在瓦寨村,他说,本来他想离开村子,回到麦积区过活,那边的人不知道他得艾滋病,也不会有歧视。但他走不开,疾控中心要求呆在家里,每年还有四次验血。李建平算了一下,自从被确认得艾滋病之后,他又被疾控中心验了十多次血。每次他接到通知后不论刮风下雨都得去镇卫生院采血,县疾控中心的车就停在一边,声称要在六个小时内送到省里化验。

关爱

“我们成了大熊猫,要做贡献呢。”

在清水县金集镇2003年发现包括李建平在内的9名艾滋病人之后,当地政府高度重视,次年,清水县被列为天水市仅有的两个全国艾滋病防治示范县区之一。此后,一些艾滋病慈善组织也纷纷到来,和其他病人一样,李建平也成为各界人士的关爱对象。

时至今日,虽然对疾控中心不满,但李建平仍对当地政府心存感激。据悉,清水县曾出台了针对艾滋病人的特殊关怀政策,比如每年有1200元的困难生活补助。此外,每年还要在县里召开一次艾滋病人座谈会,县领导和疾控中心的领导均参加。李建平记得,有一次他主动发言,在感谢党和政府关怀的同时,强调作为艾滋病人要自食其力,不能老是向政府伸手。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对此颇为满意。

四年等死但也是享受关爱的日子里,李建平见过香港人、日本人,还有非洲人。一般都是卫生员李四友提前通知,他和村里的其他两名病毒感染者各自步行十几公里到镇卫生院参与活动。活动内容很简单,无外是握手、照相,用李建平的话说,是“接受参观”。有一次他对病友们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成了大熊猫,要做贡献呢。”甘肃省卫生厅网站上一篇题为《情系陇原人爱洒陇原地》的文章中提到:“2008年5月香港艾滋病基金会为清水县金集乡卫生院捐赠45.38万港币建设住院部。为了方便对感染者和病人的随访与治疗,基金会为清水县乡村医生补助了10300元,激励了乡村医生更好地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服务。”此外,南方周末记者查证,知名国际组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全球艾滋病基金会也均有项目在清水县落户。

每参加一次活动,李建平也都有回报,衣服、文具、白糖等不一而足,有一次也拿过200元的现金。他曾鼓足勇气提出要一张与外来人士的合影,但被告知是内部资料,不方便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