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里,作为关爱对象,李建平见过最大的官是一位副省长,最大的专家是甘肃省防艾“首席专家”、省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席沧海。他跟后者更为熟悉。李建平多少“见过世面”,席主任每次来都愿意跟他讲话,李建平见席和蔼可亲,与病人握手从不戴手套,心里很是感激,同时也希望这位专家将来能帮到自己,在2007春节前举行的联欢会上,他执意送给席医生一条猪腿。那头猪是家里养的,还没长成,因为过年提前杀了。李建平在这次联欢会上收获颇丰,有书包、文具,两袋奶粉、一斤白糖,一斤茶叶。

几年下来,除了那位自杀的女病人之外,另有几个病人相继死去,李建平印象中最后一次参加活动,只剩6个人了。再过了一年,本村的一个艾滋病人也死去了。

然而不知何故,村里最初确定的艾滋病人李卫东死后,他同样被确诊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妻子,据说由于生活困难(带有两个小孩),竟招了一个上门女婿,并在村里摆了酒席。那个三十多岁的男人来自另一个乡镇,到现在还不知道同屋的女人感染了艾滋病毒,村里人没人敢告诉他。村卫生员李四友曾向上汇报过,据说上面为此还开过会,但并未能阻止这桩不寻常的婚姻。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瓦寨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说,那女人会不会也和李建平一样,当初也诊断错了?因为她身体一直不错,不像患病的样子。这样一想,这位村民便会稍稍心安———她一直觉得那上门的男人可怜,但是又没办法告诉他。

痊愈

村里没人相信,大家更愿意相信李建平给书记送了礼,书记才开的证明

2007年的艾滋病人联欢会也是李建平最后一次参加镇卫生院的“活动”。几个月后,镇卫生院又举行“活动”,但李建平突然被排除在外了。他心里不服:同样是艾滋病人,为啥不一视同仁?他说,为此还专门找了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对方跟他解释,这次活动参加的人比较多,为了保护他(李建平)的名誉,所以才没通知他。

但很快,李建平便发现,根本不是照顾名誉这么回事,而是疾控中心那时候已经不认为他是一个病人了。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07年9月,李建平的小儿子面临开学,家里没钱,借又没处借,他便再次找到县疾控中心主任张建国,在此之前,张建国曾以个人名义借给他3000元。张建国这次也没拒绝,从工资卡上又取了1500元给他。

然而就是这次在县疾控中心,李建平听到工作人员有意无意地说了一句话:你们村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叫李建平的?

李建平说他当时脑袋像被人敲了一棍子,一下子惊醒了。没错,他村子里是有另一个跟他同名同姓同年龄的李建平。

难道是搞错了?几个曾经不经意的疑问瞬间同时涌出来:为啥前一阵镇卫生院“搞活动”不通知自己,为什么2004年首次验血后一周,他又被单独再抽过一管血?

李建平想起追问时,那人已经再不说话了。

但他已经醒过来了,连滚带爬地回家,拐弯抹角地问同村的那一个李建平,对方承认前一阵曾被稀里糊涂地抽了一管血。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天水市疾控中心主任刘宝录承认,在发现李建平的HIV检测为阳性,而瓦寨村又有两个李建平之后,疾控部门又对另一个李建平做过检测(该李建平2003年也抽血化验过,当时认定未感染艾滋病毒),证实其确实没有感染艾滋病毒,说明并非两个李建平搞混了。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时至今日,刘宝录主任称自己也不清楚。据他介绍,在省疾控中心确认李建平感染艾滋病毒后,每季度一次的抽血化验只是测李建平的CD4细胞值(判断艾滋病治疗效果及人体免疫功能的重要指标)变化情况,以观察其病情的发展,而不是HIV检测。一直到了2006年7月,省里发现李建平的CD4细胞居高不下,产生了怀疑,才给他作了HIV检测,证实为阴性,也就是说已经没有艾滋病毒。

然而无论如何,李建平终于因为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提及另一个李建平而开始追问。他打电话给席沧海主任,说打算去省上重新检查,看看自己究竟有没有得病。“席主任跟我说,你别来了,我们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