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为了儿子争取胜利”
供儿子读书的农民母亲
2003年的9月，消失了三个月的党宪宗终于回到了县城，回来之后，家里人发现他像是变了一个人，撇下繁忙的生意不管，每天就关在屋里一遍又一遍地翻看那些录像带，听那些录音，看着听着的时候，一会儿长吁短叹，一会儿泪流不止。在2003年七月到九月间，老党一共走访了110个农户，100小时的录像，300小时的录音，花了一共5万元，但总结下来的另外一些数字，让他感到更加触目惊心。110户农户当中，11个人因高额学费而累死、自杀或病逝，家有两个或三个大学生的农家，往往欠债四五万，有的甚至高达十几万。
在整理录音的过程中，一个到处给儿子借学费而借不到的意图自杀的母亲，在绝望之中奋起呼喊出的口号，一遍又一遍地回响在党宪宗的耳边。
党宪宗：她回来已经晚了，已经晚了，她走到那乱坟岗，她一到那儿，她真想就不如我死了好，躺在这儿清净地，这谁管，世上这事就了了。但是她转念一想，这不行呀，我娃还正在上大学，我这娃毕了业了媳妇还没娶，工作到底怎么样，我当妈的责任还没尽完。她回来以后，走村串户把瓜先卖了，她就拉着架子车到处跑着卖西瓜，结果有一天下大雨，到了她的村口那坡上，结果她最后是上不去。她就拉着架子车，一边拉着一边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为了咱们的儿子去争取胜利。你看她这个说的，为了儿子去争取胜利，结果硬把那个架子车拉上去了。
每天早上，党宪宗路过街上这个烧饼摊时，总要站下来和这对摊主夫妇聊一聊。戴德有夫妇下岗后，开了这个小烧饼摊，本来日子还过得去，但自从几年前儿子考上大学，女儿又读了高中后，家里的营生一下子紧张起来。
戴德有：有的时候也觉得是累啊，累啊，累也不能说累，只能干，不干后面学生要学费，要生活费。每年最难过的日子是哪段时间，就是娃娃要钱的时候是最难受的。每天收回来的钱都是那种碎钱，都是毛毛钱，一毛两毛的那种毛毛钱，一百五十，根本没有，给娃娃拿钱的时候都是到银行换，现在学校里有些娃娃看不起咱，我娃娃交钱的时候拿出来一看是小钱，说你爸是卖烧饼的，好像丢面子。
几年前党宪宗在街上认识了戴德有，在了解了老戴的情况后，党宪宗曾给他算过一笔帐。
党宪宗：我说一个烧饼赚上一毛钱，十万个烧饼才赚一万元。两个娃上六年高中，上八年大学，一个娃不多花，从高中到大学八万元，两个娃是十六万元。十六万元这就说，你要打够160万个烧饼，赚的钱才够娃的高中和大学的学费，自己还要不花钱。这160万个烧饼，一个烧饼从和面最后到取出来，经过十道手续，十道手续你算1600万次手续，才能给娃把这学费凑够。
他说，是，我从来就没有这样算过这账。我爷爷是靠放牛的，我爸爸当年也靠这个卖饭，我也是靠卖饭，但是结果我们都没有啥文化。你看我为什么受这么大的苦，关键就是没文化，因此来说我现在就不能叫我儿子，叫我女儿再像我这样打烧饼。我儿子现在是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我儿子万一成了个科学家，这就是打烧饼的父亲与科学家的儿子，我多荣耀呀。本来我有时候都累得，晚上都累得实在是没办法，但一想起儿子，马上劲头就来了，几乎就浑身是劲。
老戴的儿子当年是以全县理科第三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大学，这在当时的合阳县还算是个挺大的新闻，一对卖烧饼的夫妇培养出了“探花郎”。从此以后老戴烧饼摊前人一下子就多出了两三倍，可大家不是来买烧饼的，而是来取经的，来请教老戴夫妇如何教子有方。人多了，老戴出摊的时间也不得不延长了，但是他说他根本不在意，他甚至说，我希望来的人更多一点，多跟我聊聊孩子，因为这样，我就觉得脸上有光。
2003年下乡之后，党宪宗又把调查的目标转向了城镇里的底层，那些打工者，那些下岗职工，小商小贩，而同时他依旧也没有停止下乡的脚步。他调查的初衷也随着他的见闻几经改变，因为从老戴这些人们的脸上，看到的不仅仅是苦难，他说他还看到了巨大的骄傲。
2003年之后，党宪宗又数次下乡，在一户农家的院里，他见到了一个特殊的农妇。
党宪宗：老婆婆身上当时穿的裤子都还是补着那个补丁，她说，我跟你说，我能干，我能干，我三娃上大学我花了十一万，我能种地我能种烤烟我能种苹果，我能养鸡，我能养牛，我还能捉蝎子。
这位母亲曾经供出过两个大学生，有一年为了给孩子凑够学费，她半夜跑到山沟里捉蝎子，结果摔断了手臂。
党宪宗：胳膊摔坏了，娃娃哭的说，妈，我不上学了，你看你为了我们上学你累成这样子。他妈当时气炸啦，随手把俩娃一人扇了一个耳光，你说啥，叫你说，只要有妈在，你们的大学就要上，你不怕，只要有妈在，你们大学就要上。
我现在我大女儿已经工作了，第一年工作的时候那次回来，给我拿了三百元钱，以后再不要给妈钱了，你每年过年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你给妈买一身新衣服，给妈买饼干，放在桌子上。新衣服妈穿上到村里边一转，对人说你看我培供大学生，你看娃给买下衣服。饼干我放在那儿，我一个是爱吃饼干，村里人来，我把饼干给给散，这是我娃给我买的。你看多荣耀，多光荣，你不要给妈钱，你给了妈钱还没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