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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特务生涯
2007年03月20日 13:21  【

陈晓楠:“那么长时间里就一句话也没说啊?”

陈景圣:“不是我不跟她说。她不理我。长达多长时间俩人没说过话。”

陈晓楠:“好几年她很强的脾气,也不叫你爸爸?”

陈景圣:“不叫、不叫。到死都没有叫过一次。到临死前大概一个礼拜,突然之间也是打电话给我。在医院里叫过我一次。”

陈晓楠:“你听她叫那一声爸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

陈景圣:“很心酸。二十几岁了、二十几年。”

为了给女儿治病陈景圣欠了亲友30多万元。2004年8月,陈景圣到台湾军情局表明身份,要求赔偿。军情局承认了他的身份,但表示“既往不溯”,闭口不谈赔偿事宜。

陈景圣:“蒋总统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你们这些特工人员的。我当时还非常感动呢,总统能够讲这句话。”

陈晓楠:“你觉得你们被抛弃了,还是被牺牲掉了?”

陈景圣:“一边被牺牲掉,一边被欺骗的感觉。”

陈晓楠:在宏大的历史叙事当中,姜建国、陈景圣的名字恐怕根本不会被提起。他们是历史当中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不管是作为英雄还是敌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他们都没有机会被载入史册。但这特殊的、这诡异的一笔却写就了他们的整个人生。根据台湾军情单位的消息透露,在过去五六十年间,台湾总共有三千多名间谍“殉职”。其实台湾情报部门一直是把情报员宁愿死亡不可被俘当做必须执行的信条。也正因如此,后来很多到大陆当间谍的台湾情报人员只要是一失踪、或者是被俘,马上被台湾当局理所当然地宣布为死亡。这些人日后就算是被释放也很难获得允许再次进入台湾。他们只能在香港、澳门等地徘徊。在女儿去世之后,陈景圣的生活当中一切不再有滋味。他总是显得很平静,或者说有点麻木,甚至有点冰冷。姜建国还在寻找他的女儿,但从监狱出来,过去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他已经根本找不到任何属于过去生活的物件,甚至没有一张女儿的照片,如今用来寻找女儿的只有那几句发自肺腑的话,和他遥远记忆里陌生又熟悉的那个名字。

陈晓楠:“要真的就见不着了怎么办?”

姜建国:“那也是听天由命了。见不着也没办法的。现在她可能也是做妈妈了。”

陈晓楠:“你会经常想到她吗?”

姜建国:“我会啊,时时会想的。她长得也好像我啊,现在是不可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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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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