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楠：“他开始跟你聊都聊些什么呀？”

陈景圣：“都谈到双方的家庭。谈到家庭我当然心里很大的怨气了。以前家里是这么一个环境。到后来比较悲惨的一个下场。他能感觉到。”

陈晓楠：“你心里有很大的不满？”

陈景圣：“当然了。他感觉得到，他才能够把我策反。”

不久陈启凯就向陈景圣表明了身份，陈景圣没有想到，这位同事竟然是台湾国民党某少校的儿子。随即，他又把陈景圣引荐给另一位叫“小林”的朋友，而这个“小林”是正牌的台湾军情局特工。

陈晓楠：“他第一次怎么提的？”

陈景圣：“他说现在他帮台湾做事。反正想反攻大陆。需要一些帮助台湾做些工作的一些人士。尤其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的人他们非常感兴趣。”

陈晓楠：“你第一次听他们这么说的时候，提到为台湾做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陈景圣：“以前我记得革命样板戏的时候好象有一句台词叫找到了共产党，好象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现在找到了国民党，也走上了这个道路。感觉很兴奋。我一直在受比较压抑的生活里边可以说是一直是。讲话不敢大声。夹着尾巴做人的这个感受里边。那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我觉得很有挑战，也很兴奋。没有半分的迟疑。好啊我说我干，我说就好象我从小在上海。那么一个生活环境失去了。心里也想夺回来就是这么一个感觉。赌一把。有这么一个机会了。但这个赌的赌注很大。赌注很大，用生命去赌了。”

1981年4月，只经过简单特务训练的陈景圣匆匆返回上海。因为他的大姐。当时是上海某大学的英文教授。认识很多外交部的翻译。陈景圣试图通过和他们的谈话。探听一些大陆外交的动向。

陈晓楠：“他跟你说了这个工作的危险性吗？”

陈景圣：“小林曾经跟我讲过一句：蒋经国总统有过一段训示。就是他会像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每一位情报人员。后顾之忧不必有。”

陈晓楠：“当时有具体的承诺吗？比如说你会得到什么样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