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国：“从判决下来送进监狱的时候她写了一封信给我哥哥，上海的哥哥。她说伯伯我们要出国了，照顾好我爸爸，就要靠你伯伯去照顾了。我哥哥到监狱里来探望我的时候，我说我晓得了。女儿写信来，我听到女儿关心我，我流眼泪了。你现在讲我现在都要流眼泪，所以人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十三年四个月出来时候，衣服都不好穿了，包里除了衣服，就没有别的东西了，没有东西一样东西都没有。”

陈晓楠：“你有女儿的照片吗以前的？”

姜建国：“没有。我以前什么家都没有。以前的东西什么都没有，一样东西都没有，一样留做纪念的痕迹都没有。那个家就彻底没了，彻底没了。真是家破人亡一样，，真是这么一回事，真的一无所有。这真是没想到会到那样子。”

陈晓楠：每到休闲时光，姜建国会约上几个朋友，在他简陋的小屋里喝上几杯。而他现在的这些朋友都是和他一样，被台湾当局弃置不管的滞港老间谍们。陈景圣也是这其中的一员。他和姜建国是同乡，而和姜建国不同的是当年他是义无反顾地参加了台谍组织的，并且，他这几个小时内作出的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也改变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的命运。

陈景圣：“我当时我家里的环境很好，全部是一幢一幢的花园别墅房，而且我们住的那一层楼是整条街里面最好的一幢花园楼房。我记得小时候真是很享受童年。”

陈景圣的父亲曾是国民党的外交部官员，他因此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也因此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的家庭遭受了灭顶之灾。

“那是1966年的时候正好夏天，我妈妈给红卫兵斗得遍体鳞伤。我就赶回去。一看真是惨不忍睹。家里就是挖地三尺。地板全部挖掉。后来据说是找什么手枪啊。不知道找什么。反正都是莫须有的东西。把我母亲就是跪玻璃，跪得脚上鲜血淋淋的。我有一个小的一个哥哥陪我母亲一起斗，后来就精神就失常了。”

童年时代的记忆让陈景圣心上蒙上难以磨灭的阴影，于是在改革开放后不久他就执意离开家乡。只身到香港投奔亲戚。但是香港并不是他梦中的天堂，陈景圣只能一切从头，在一个上海菜馆里做煮面师傅低微的身份感让他非常失落。这时餐馆里一个叫陈启凯的同事主动接近他，于是两个人成为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