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律师，我及格；作为战略家，我做得很差！

记者：一些西方的媒体说你是"中国第一大律师"，你承不承认这种说法？

张思之：你千万不要这样写，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年纪比较老的律师，或者也可以算老一代的律师，我合格，我及格，仅此而已，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评价。但是我说的及格，对律师这个职业来说，真的不容易，我不是一个好律师，但是我觉得我还行，我还及格。

记者：中国的律师界又是如何评价您的？

张思之：这个我倒是真不知道，但是认识我的那些和我年龄相仿的或者比我年轻的律师，对我期望值都很高，可惜我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为什么对我的期望值很高，可能和我所处的位置有关--这里是北京、是首都，而一段时间内，我又是北京律师的“头”，在那个位置上，应该对全国的律师、中国的律师制度承担一定的历史责任，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我做的太差，真的做的太差，因为当时我太看轻当时我所处的那个位置，如果我当初就重视它，也许我们会做得更好一点，现在想起来实在是太可惜了。当时，我以为就我自己做律师尽最大努力，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想起来，还远远不够。

因此有人也问我，现在律师缺什么？我毫不避讳地说，我们最缺的是战略家，就是缺乏有一种哲人气质的律师，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站不高，因为想不深，所以看不远，就事论事。如果我们有那么三五个战略家，站在一定的高度来统率我们的律师队伍，我相信我们会做得更好。

记者：那您还不能算是战略家吗？

张思之：来不及了，我最大的悲哀是我浪费了22年，这22年可是我的黄金时代，30岁到50岁，一个人的黄金阶段，被我磨掉了。

所以仅仅就我办的诉讼、我办的个案而言，我说我合格了、我及格了，但是按战略家的标准，我还差得很远。1950年7月，我在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大学里修了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的主要课程，但是苏联的那套东西理论性太差，知识面太窄，学的都是所谓的苏维埃法律常识。

我不能讲我不学无术，但是我真的知之甚少。

张思之，何人？

思之先生1927年11月12日生于河南郑州。

1947年秋，张思之考入朝阳学院法律系。1949年2月，张思之参加接管北平地方法院。1950年7月，思之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以全优成绩修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主要课程"。1956年，他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但是一年后，思之先生就被迫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改生涯。

1973年，张思之结束劳改，转入北京市垂杨柳二中任语文教师。

1979年7月，先生重返律师界。1980年，张思之出任北京律师协会的副会长，主管业务，实质上是统率整个北京市的律师业务。同时他兼任北京市法律顾问处主任。

1980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张思之出任辩护组组长，并指定为江青的辩护律师，后又为李作鹏辩护。

1988年6月，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所属图强林业局局长庄学义，被以在大兴安岭火灾中“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张思之为之辩护。1991年8月，张思之为驾机“投敌叛变案”的李显斌辩护……1987年，张思之先生为了摆脱行政事务，离开北京市律师协会，同时进中央政治管理干部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主持民法教研室工作，并在校主讲律师业务。

1988年，张思之受命创办《中国律师》杂志。但因种种原因，1989年，他被迫离开杂志社。

1993年，北京律师协会的一帮子年轻律师出来自己筹建了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1995年，思之先生出任该事务所的顾问，直至现在。

思之先生说：“现在想想，我做一个中学老师是最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