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在"两案"中所起的作用，谁说了算？
记者：那您觉得您的辩护起到什么作用没有？
张思之：应该说我们的法律制度，是从和尚打伞走过来的。现在我们有了法，而且最起码是在执法，在讲法，是要律师了，应当说，这一步迈得不算小。律师在两案中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比如像吴法宪、姚文远、李作鹏，我们都给他们抹掉了不少罪，有十几条罪了，至于最终的结论就不在我们的职责范围之内的事了。
法院宣判之后，我又和李作鹏见了一次面，征求他的意见，问他对我们的辩护工作和案子还有什么想法，他说：“不容易，首先要谢谢你们，不过，从我的角度来讲，你们的辩护，好有一比，好比敲小鼓的，敲的是鼓边儿，没有敲到(中心)点上……”“那你的意思我们是敲边鼓的？”李作鹏就在那里笑，他说他写了一首诗给我，我说那快给我看看。“不，”他说，“20年之后。”此时此刻，正好20年满，我现在在找他的地址，我要看看那首诗。
他所说的反映两个问题，第一你起了一点作用，第二，你的作用很有限。
讲到作用，我还有一个故事可以告诉你。那年10月初，我们这18个律师刚刚集中起来的时候，一个美国纽约的律师，中文名字叫潘乃刚，自称在杭州出生，是个中国通，大概在《纽约时报》上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说，“在两案中，中国律师的作用现在看来等于零。”我当时非常气愤，两案还没开始，律师还没有集中，你从那里看出律师的作用等于零了，我的作用也许很大，也许是负面的，都有可能，但你要有根据。
我们承认我们的作用有限，但是毕竟是起到一定作用的。这是中国律师在全世界第一次亮相，应该说我们的任务是很重的，在那样的条件下，面对这样复杂的案子，我们所能做的也只能是这样了。要说还有人会比我们做的更好，这点，我不信，绝对不信。
记者：那您成为两案辩护组组长，指定为江青辩护，又做了李作鹏的辩护律师，相信您的名声也因此大噪了。
张思之：没有，我没有觉得，至多人们在谈到“两案”的时候，会顺便提到我们这几位参与辩护的律师，仅此而已，因为我们在两案的过程当中，作用毕竟是有限的。
记者：那您后来这个身份，有没有给您个人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张思之：这倒没有。
记者：那有没有人认为甚至是骂您在为害虫辩护？
张思之：那有。我介入过一个案子--是广东电白县几十户渔民和当地县政府一场官司，当时县里让镇政府和渔民一起承包围造滩涂搞养殖业，而且签下了合同，合同还是经过当地公证的，但是后来县政府一看有利可图，就准备和老百姓撕毁合同，老百姓当然不愿意，结果当地政府就抓了几个带头不同意的老百姓，结果老百姓就找到了上海的《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就说你们要告状就到北京找我张某人，他们知道我这个人比较敢干。这样农民就来找我，然后我就答应过些时候就南下调查，农民回去就告诉乡政府，说他们找到律师，当地政府就查了，这个张某人是谁，一查，查到了，就告诉农民：“他是四人帮的残渣律师，只要他来，我们就收拾他。”后来我就去了，于是这个残渣律师在广东还是小有名气的，这是沾了李作鹏的光了。至于在群众中会不会有这种想法，我觉得肯定会有，但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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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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