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人以德

在上海养病期间，瞿秋白和杨之华的生活，全凭中央每月发给的十六七元钱来维持，以他的政治身份，根本不可能谋得固定的职业，在当时的上海，这份微薄的经济收入，仅等同于一般工人的最低工资，惟能糊口而已，实难调养虚弱的病体。难怪周建人在1932年初秋，和瞿秋白相会于鲁迅家，会有如此的惊诧和不安：

我几乎认不出秋白了，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只见他满脸病容，面目浮肿，气色和神情都很坏。身上穿着一件长衫，破旧不合身，好像是从旧货摊上弄来的。

鲁迅有意帮助瞿秋白，让他翻译俄国文学作品，以稿酬贴补困窘的生活。瞿秋白是国民党通缉的共产党要犯，他的名字是不能见诸书报刊的，只得借助鲁迅的影响，以笔名发表文章。1932年11月4日，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晴，以《一天的工作》归良文公司出版，午后收版税二百四十，分与文尹六十。”《一天的工作》是鲁迅翻译的俄罗斯短篇小说集，共收10篇小说，其中有杨之华初译、瞿秋白校定、以“文尹”笔名翻译的绥拉摩维支的《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两篇。

阿英对此有过这样的回忆：

那时的秋白生活很苦，他赶忙译了高尔基的四个短篇：《坟场》、《莫尔多姑娘》、《笑话》、《不平常的故事》，想印一本书，换一点稿费。时值合众书局初创，需要买稿，便由我把他的原稿和鲁迅《二心集》的原稿拿去。书店只认得赢利的，不几天，先把《二心集》的稿费付了，秋白的稿子却拖着不解决。

鲁迅知道后很生气，他告诉阿英，秋白的稿子必须买下，“否则他的《二心集》要拿走”。这样，“几经交涉，总算‘开恩’，抽买了一篇《不平常的故事》，把其余三篇退回”。稿酬也较高，“出千字3元”。

次年2月16日，英国大文豪肖伯纳来到上海，尽管他在上海只停留半天，却已给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肖伯纳途经香港时，在发表的演讲中，显露出反战和同情社会主义的倾向。于是，神经过敏的记者们，或褒或贬，毁誉不一，一时间，肖伯纳成为舆论的热点。鲁迅和瞿秋白都想把这些文章集辑成册，编成一本书，以纪念中国文坛上的这件大事。他们很快投入工作，先由许广平到四川北路的报摊上，将相关的文章全部搜罗来，然后又和杨之华共同剪贴，再由鲁迅和瞿秋白编辑，署名乐雯，鲁迅作序，瞿秋白写卷头语，由野草书屋出版，书名为《肖伯纳在上海》。

鲁迅知道瞿秋白不愿意接受馈赠，便有意帮助他，让他以卖文所得，来弥补经济生活的贫乏。《肖伯纳在上海》的出版，便是属于这种情况。

这年3月至10月，瞿秋白有过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他抓紧时间，写了一些精美的杂文：《王道诗话》（3月5日）、《伸冤》（3月7日）、《曲的解放》（3月9日）、《迎头经》（3月14日）、《出卖灵魂的秘诀》（3月22日）、《最艺术的国家》（3月30日）、《〈子夜〉和国货车》（3月）、《关于女人》（4月11日）、《真假董吉诃德》（4月11日）、《内外》（4月11日）、《透底》（4月11日）、《大观园的人才》（4月24日）、《儿时》（9月28日）、《中国文和中国人》（10月25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