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卫视7月23日《开卷8分钟》以下为文字实录：

梁文道：前几个月我发现贾樟柯简直是红的一塌糊涂，走遍全国各大城市书报摊上头，每一本杂志封面几乎都是贾樟柯，看到贾樟柯今天红成这个样子，就很难免想起来当年的他。以前他的电影刚出来的时候，那时候你要找他的电影看都很困难，只能够在一些碟上面看到，甚至他最早的作品，他是没有碟的话，他要到处放映，还没有钱做字幕，他得蹲在旁边自己去配音，因为那里面的话讲的是山西方言，怕大家听不懂，你看从那个地步走到今天这样子，时间其实并不长，可以说他真的是崛起的非常快。

但是在这么快速崛起过程里面，我去看他的电影，我仍然感觉到里面有一些很厚实的东西始终没有变过，尽管我最喜欢他的东西还是《站台》，但是后来的作品里面，像最近《二十四城记》里面有一些东西是一直都在，那个东西是他电影的核心。那是什么？就是一种对平民生活、个体生活的关注，而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他最近这本也很受欢迎的书《贾想》里面看得到，这本书是他的电影手记，他对每一部电影一些的看法、描述，或者访谈，也都夹杂在这本书里面。而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他文字相当好，难怪他说，他以前曾经是想当个文学青年。

而且我注意到他自己就是他自己最好的影评人，你几乎是不需要别人再去解释他的东西了，反正他都写出来了。里面有些好玩的细节，比如说这里面有一篇，他讲到有一年，那大概只不过是2001年的事情，那个时候他在北京一个专卖盗版碟的店里面瞎逛，那个时候他的电影在外头还很难看得见。忽然间那个老板跟他说，有一个“假科长”，真假的“假”，这个“科”什么科的科长，官职的那个科长。“有一个人叫假科长，他拍了部戏叫《站台》你要吗？”这么问贾樟柯，结果贾樟柯觉得太妙了，他也没揭穿，他说“有啊，有，那好，我也看看是怎么回事儿”。

然后从这点他就回忆起来一些事儿，他就说他当年是学美术的，而学美术的时候一点都不浪漫，只是为了要有出路，然后后来他考上电影学院，刚开始觉得自己很厉害，你看我多坚持，追求到了自己的理想，可是后来他大概也就发现原来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还要难。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他注意到从小到大，身边那些朋友在艺术道路上面没有坚持理想，而要中途离开的人。或者是因为父亲忽然去世，家里需要个男的干活，又或者是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每个人都有非常自己具体的原因，都要承担生命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反而要比他们少，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的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

然后他开始注意到，这些所谓的平常人，他能够看到他们身上有力量，于是他就关注到，我要拍的就是这样一些在县城里面，日子永恒不变的这些庸常人的生活，这种人的生活就是有力量的生活。相比之下他作为一个电影导演，他反而是觉得自己是没有能力处理这些，自己反而是幸福的，或者是轻松的。然后他又注意到就对常民的关注，在过去的中国电影其实是相当常见的，但是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现在好像忽然断掉了。比如说他就注意到现在很多导演，拍那种大片的导演，他这里面对他们也略有微言，很多批评。这些人怎么就是拍那种宏大的、科幻的、奇幻的东西，杀来杀去、飞来飞去，就拍不出那种比如说像杨德昌、侯孝贤这样的电影呢？

这里面就提到，他说“其实以前中国电影不是这样，像袁牧之的《马路天使》，被人认为是左翼电影，可是你看它取得的成就是1949年之后逐渐被消灭、逐渐被淡忘、逐渐被遗忘的传统，那个传统就是对市井生活的熟悉和活泼的表现。比如说这里面看到一些歌手跟鼓手，重要的人际关系，在这个市井的巷陌里面，他们怎么样生存。然而这样的东西在后来的中国电影里面，却被淡淡丢掉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拍一些很宏大的、集体的东西，完全没有了个人生活”。他这是所谓“个人生活”是他不断反复强调的，而他认为这种很具体的个人生活，你把它拍出来之后，不管你是哪个地方的人，你拍的是哪个地方的人，别的地方的人也会受到感动。

所以他在后面他在提到他跟侯孝贤对话的时候，他说到他当年上学的时候看到侯孝贤拍《风柜来的人》，明明拍的是七、八十年代台湾澎湖一帮小年轻、小混混的故事，为什么他会觉得很感动呢？道理就在这个地方，于是他就说到，我们现在要拍出一个所谓的真实的、个人的、常人的生活，到底面对什么困难？除了刚才说的过去政治上的理由，除了某种电影霸权的存在之外，还有一点这篇文章我觉得写的特别好，它叫做《我不诗化自己的经历》。

在这里面他提到有一回他在一个咖啡店等人，忽然隔壁来了一桌人，这一桌人坐定之后开始大谈电影了，其中一个老兄是老大，说话像牧师句句如真理，谈到人名的时候不带姓的，比如说把陈凯歌叫凯歌，张艺谋叫老谋子，让周围四座肃然起敬，然后他就说到“时下那帮年轻人不行，一点苦都没吃过，什么事儿都没经过，能拍出什么好电影呢”？接下来他开始谈凯歌插队如何如何苦，老谋子要卖血才能拍片，好像只有这样的经历才叫经历，他们吃过的苦才叫苦。关于这个现象我觉得贾樟柯有个非常精到的观察，他说“我们文化里面有这样一种对苦难的崇拜，而且似乎这是获得话语权力的资本，因此有人便有习惯性的要去占有苦难，认为自己的经历才算苦难，而别人下一代的经历又算什么呢？苦难成了一种霸权，因此形成一种价值判断”。

他认为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总有人喜欢将自己的生活经历诗化，为自己创造很多的传奇，好像平淡的世俗生活容不下这些大仙，一定要吃大苦，受大难经历曲折离奇的，才算阅尽人间世事。他就是特别反对这样的做法，因而强调要拍出那种很无风无浪的、庸庸碌碌的人生，而这一点就是我在他历年来的电影里面常常看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