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梁文道：查建英这本《八十年代访谈录》前年出版的时候，曾经有些人就批评这本书，跟她访谈的一些80年代的文化名人，说他们太自恋了，就觉得这帮人老觉得自己80年代的时候多牛逼、多了不起，然后就再回忆。其实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这本书完全不是这个感觉，这本书相反的我觉得有很多的反省、很多的反思。

反省什么呢？正正就是一些关于80年代的神话，今天说起来很多人怀念80年代的理想主义；怀念80年代的人有思想、有激情，喜欢谈文化；怀念80年代的时候刘再复一上台讲他那个《性格组合论》，底下居然是有上万的观众；很怀念那个时候诗人在大学里面，可以招摇撞骗、泡妞。所以那个年代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呢？这本书里面就有很多的反思。

比如说这里面查建英在跟刘索拉谈的时候，我觉得刘索拉说的也够狠的，她说其实想想，80年代中国有点像欧洲十八、十九世纪，资讯不发达，哪个国家发生丁点儿什么艺术上的事就进入史册了，是吧？她说，“八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派，其实就是靠着进来的那一点儿信息，加上胆儿大，敢把那点儿信息玎玲桄榔地攒巴出来一点儿东西，其实也就是因为在这个国家从来没发生过，于是乎大家就觉得，哇！整个国家就冲着这几个人去了，把他们的成果夸大，夸张了多少多少倍。”

电影导演 刘奋斗

然后她还说，她说结果那时候连老外都被唬住了，后来很多老外看中国艺术，就觉得认为中国艺术，你们在西方什么物质基础都没有的状态下，实现了这种现代艺术形态，使得第三世界出现了现代艺术，这就是价值。也就是说很多西方人，看到中国这些有点像从外来借鉴的养分里面，养出了一些东西之后，这些外国人也会夸大我们的成就的。

然后刘索拉就说，你要是整天听这种第三世界艺术价值观，就只能对艺术创作抱着侥幸心理，永远不可能享受艺术创作的真正快乐，和获得在艺术上的真正魅力。并且她又批评，民国时期的中国音乐家讲究对学问的追求，文革前的音乐家只有一腔热血，情为民族、为革命。

真正的精英意识指的是对专业品质的纯粹追求，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针对作品的社会轰动性。她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起，我们社会有那么当兵就要当拿破仑的意识，而她这个批评固然指的是当前的中国文化界，但其实她就把这个病根是追溯到了80年代的问题上面。

这本书里面其中有一个人物比较特别，就是电影导演刘奋斗，刘奋斗本来就不是这一伙儿80年代的文化明星，他是在80年代里面才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跟我年纪差不多。于是找他就有点像保持一个距离，来重醒跟反思甚至是批判80年代的种种种种的现象，而他说话也果然够狠。

比如说他说，整个80年代那种什么伤痕文学、包括小说，都是面目非常可怖、非常狰狞，很痛苦；他说，我X，受苦了，我得赶紧跟哥们儿几个说说，我受苦了。他说我挺怕这种人的，这种人我自己觉得心态上有点像街边卖大力丸的一样。拿起一块砖头“啪”先把自己脑袋拍碎了，留着血就说，大爷，您给一点吧，再不给多不合适，带着孩子不容易啊，他用这么一个说法，也真够挖苦的。

而且刘奋斗这一段落，为什么后来在大陆版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没有出现呢？有人说就是因为他谈到了一些学生闹事的事情。可是我看他这一段我觉得就像查建英所说的，他说的这番话简直能够上《人民日报》当社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能过呢？有问题吗？你比如说他讲了，他说批评80年代末期闹事的那帮学生，他说没事儿，我不相信，一个大便完了不冲厕所的人能管理好国家，你们是大学生，是孩子啊。

因为我住在那个地方，有时候住脚时，在学生宿舍和他们学生打打麻将，我都能看到，我X，本科生也好，研究生也好，十八九岁、二十多岁了，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大小便完了，您冲水成么？我不相信一个大小便不冲水的人，你们聊聊咱们国家这事儿，我说你们真想要改变中国，先从大小便冲水开始，他实在太关心这个大小便冲水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国家前途所系，刘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