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他还批评了一下中国的文化艺术,大家都说现在中国的足球不行,可是刘奋斗有这么一个想法,他说中国的足球队的水平,其实也正是我们今天中国文化界、思想界、艺术界的水平。在这些方面我们并没有比足球表现好得了多少,他认为,我们大家都是一批机会主义者。
譬如说搞电影的人,就是永远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一个很坚定的信仰跟热情在后面,总是做了一件事算一件事,就慢慢慢慢一步一步改,一步一步来,这样子做,他认为不会是个有好结果的一个做法。但是为什么大家瞧不起中国足球,又没有很瞧不起中国的文化艺术呢?刘奋斗就说,那是因为中国有句老话,“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整个行业容易被遮羞,不像足球死的那么难看,立刻见真章。
但是话说回来,80年代是否真的有那么不堪呢?这本书里面很多人都提出了很深切的批评跟一些反省,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就像这本书里面访问阿城,阿城是这本书里面受访者很多人称誉的一个人。他讲的很对,80年代基本上是一个大家重新拾回常识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以前几十年,二三十年里面,中国是一个逐渐出现文化断层,很多常识不见了,做人什么叫做知书达礼,这些东西都没了,那么找回常识的一个过程,或者说重新发掘人性的过程,我们永远要记住这个感觉,对80年代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感觉。
像这里面陈丹青他说,他记得当年80年代早期,“到了美国第二年在《纽约时报》看见一张黑白照片,报道山东潍坊县举办国际风筝节,一群人挤着、笑着,仰望天空,我一看,几乎要哭出来:他们笑着,一脸苦相,那种长期政治磨难给每个人脸上刻印的苦相——要是我在中国看这照片不知会怎样感受”。他后来说,“我不知道是难受还是宽慰,总之心里委屈,为几代人委屈:他妈中国人不闹运动了,知道玩儿了!放风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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