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明：确实是有规律可循，就是说，因为中国的一个政治限制也好，传播限制也好，确实是它在表达这种，无论是信息披露也好，还是表达意见的多样性也好，实际上传统媒介，相对来说是管的是比较的死的，所以它的各种各样的限制，相对来说多一些，而这个互联网其实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自由表达的一个可能性，而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它在整个社会进入到一个社会磨合比较深刻的时候，或者社会冲突相对来说比较频发的时候，它的这种社会作用就浮出水面了。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注意到，就是各方面实际上都在关注以互联网为领先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话语的这种议程设置。也就是说，中国的很多的这种话语设置，社会话语的，社会议程的这种设置，其实，首先是由互联网来带动起来的，然后传统的也跟进，然后相关的政府机构、司法机构，再进一步的跟进，然后形成一个问题解决的逻辑，我想这可能还不仅仅是今年，大概是从02年，03年以后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样的苗头，但是就像你说的，今年这样的事情就显得特别的频发。

曹景行：特别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议程设置，议题设置的这个问题，确实，以前的，早期的议题设置，那我们说这是一个官方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应该是尤其是在计划经济的状态下面，那就是基本上媒体是担任一个喉舌似的，这样的一个传播功能，那这个议题设置，基本上就是由官方媒体来承担的。

喻国明：对。

曹景行：但是，后来当媒体产业变成市场化之后，我们看到实际上那些《都市报》之类的，或者是电视媒体当中各种形态出现以后，实际上议题设置的功能，已经很多转向了，比如我们说《都市报》上面的那些新闻的报道，或者是咱们说视频吧，出现很多视频的那种空间。

但是，还只是局限于就是像《都市报》这样一些你有人参与的情况下设置议题，不然的话，一般的老百姓，平民百姓，你怎么样可能设置议题？

喻国明：对。

互联网使民间表达受到社会和政府的关注

曹景行：但是，现在通过互联网，特别这两年当中，我确实感觉到，实际上传统媒体是跟着互联网在走。

喻国明：我想就像华南虎事件，或者说是一些类似于像灾难性的这种报道，等等这些东西，其实它的这种无论是信息的披露，还是相关的议程设置，包括最近由于孕妇的这个丈夫。

曹景行：丈夫没签名。

喻国明：拒签，然后导致这个孩子跟母亲的这个去世，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主要的都是通过互联网，来加大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话语权的这种设定，实际上一个社会的这种话语权，表达的是一个社会的，这种政治上的一种力量对比，或者说是平衡状态。

过去这种话语权，一般都是由议程设置，话语权的表达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来主导的，而互联网提供了一种民主参与的可能。所以，现在有相当多的社会议程，是通过互联网，是通过民间表达的方式，逐渐引起社会的关注，然后聚集起社会的力量，然后导致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解决。

曹景行：所以，从互联网开始之后，我感觉，一个就是我们做新闻的有很真切的感受，一个就是知情权通过互联网，原来的知情权基本上是传统媒体可能掌控的，甚至知情权有些还是不完整的情况下呢，还可以分等级，对吧？某些等级的，它掌握更多的信息，很多的人，比如说图书馆有很多书是不借出去的，比如说这种情况，有一部分才能对一般老百姓借，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书是属于，比如说外国报刊，它也不是公开的，我看大学里面都是这种情况。

喻国明：对，对。

互联网扩大了信息的来源

曹景行：还有什么港台报刊啊什么东西，这样的一种等级的限制，信息的这种障碍，但是现在，互联网的情况下，觉得很可笑，这种情况，现在获得咨询，现在大家各种各样的渠道，而且是用最廉价的方式获得咨询。

喻国明：所以，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的学生，比如说我们的博士，或者我们的硕士，说写一个论文，他说参考文献是什么的，只要列两个就够了，一个是百度，一个是Google。

曹景行：那个已经是可以涵盖了他主要的那个方式，对吧？

喻国明：对。

互联网使人生多彩　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曹景行：当然也带来了各种其他的问题，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刚才在讲的那个空间，因为确实以前的表达空间，实在是很狭窄，现在变成一个很广泛的表达空间。

那再有一个就是，实际上从互联网也提供了大家的一种宣泄的，甚至是娱乐的，这是一个最廉价的，也就是每个人只要你有，比如说你有电脑，你有办法上电脑，你就可以以最普通的方式，最低价、低廉的方式，得到了可以说是无穷无尽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这也是以前的社会生活中很难的，以前比如说我们看一场电影，我们还得买个电影票吧，我看书、画报，我还得买一点，我买得起这些杂志吧，我作为一种享受，我要看个戏，听个音乐，那就更不得了了，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