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在赫德的关税帝国内，他本人好像是一个君主，他矮小精明，在下属的眼中冷静、铁血、专制，与对下属的严厉态度相反，在和中国官员打交道时，赫德倒显得温柔和气。

李胜良：因为赫德和总理衙门的这些人，处得都特别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可以和每一个衙门的这个堂官，就一般的官员进行闲聊，闲聊这样一种关系，使得赫德等于完全进入到了中国官场。

张鸣：中国官场习惯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太，我首先看重的是人际关系，人际之间的信任感，人际之间的沟通能力，然后其次是看到才是轮到制度的力量。就制度约束是第二位的，首先是人的约束，人的关系。

解说：赫德明白，只要他本人对朝廷忠心耿耿，朝廷是不会在意他是否在自己的机构内独裁的，他工作很刻苦，每天在办公室工作时间都超过十个小时。他的朋友，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曾说，赫德从不休假，足不出北京，甚至没去过西山，顶多只是远眺。赫德只在花园散步，从不运动，对赫德来说音乐和文学，就足以舒解单调乏味的工作了。

张志勇：他的办公室里，就是只有办公桌，没有椅子，他是站着办公的，因为他是害怕自己到时候，如果坐着会发睏啊，精力不集中啊。

李胜良：赫德从清政府挣钱挣到什么程度，他每年能够拿到七十万两银子以上，如果以这个一两银子值二百块钱，你想想那是多少钱。那么他挣这么多钱，为中国人办事是正常的，从这个忠仆的这个角度来讲，他其实他真的是一个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受人之俸，受人之禄，然后忠君之事的这么一个人。

张鸣：深受中国政府的信任，担了这么大的事，担了这么多，实际上如果盐税都管了的话，你中国基本上半壁江山收入都归他管了，你说他不负责任，他早就完蛋了嘛。

解说：十九世纪后半叶，在西方人中有这样一种说法，北京有两大“珍稀动物”，一是总税务司赫德，另一个是赫德的管弦乐队。这张照片正是“赫德管乐队”的合影，赫德自幼便酷爱音乐，他本人能演奏大提琴和小提琴。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牧师回忆，赫德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常听到管乐队震耳欲聋的演奏，暗示他在就着鼓声奋笔疾书，赫德一搁笔，便拿起小提琴，管乐队便立刻停止了演奏。赫德的乐队是由二十个中国演奏者和一个葡萄牙指挥组成的，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西洋管乐队。

1879年，清廷将东交民巷使馆区的一块地拨给赫德，海关衙署随即从郊区迁至城中。而赫德本人的府邸也位于其中，随着海关对中国举足轻重，赫德的地位也日益崇隆，完全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安排生活了。

他府邸中有一个中式大花园，每到周末都有花园舞会在这里举办，这是当时北京外交圈子里最重要的社交活动，在那些公使们眼中，赫德身边总是花团锦簇，丝竹歌舞，周围的十几个使馆显得黯然失色。

陈晓楠：赫德在华54年，只回过两次英国，一次是结婚，一次是养病。身处异国他乡的他也不免思乡，他曾经在日记里这样写道，说只要想起1849年贝尔法斯特大学的情景，我就不免流泪，我们不曾忘怀一丝乡音，气息和影像都会唤起儿时的回忆和甜蜜的故乡景致，走笔至此，泪水已湿了双眼。

在赫德的领导下，海关的业务也蒸蒸日上，国际信誉也非常高，因此呢大清国向国外购武器舰船的时候，筹措借款的时候呢，都以关税做抵押。在赫德的建议和资金保证之下，中国开始向外派遣驻外使团，开办同文馆，学习外语，建立现代邮政制度等等。这一切都是赫德愿意看到的，他希望自己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个文明古国能和世界融为一体。

解说：此时的中国可谓内外交困，第二次鸦片战争，让中国放下了“天朝上国”的架子，太平天国之乱，又从内部给了旧体制致命一击。李鸿章等人主持的洋务运动，正在蓬勃开展，1865年，赫德即向清政府呈递了一篇著名奏折，名为《局外旁观论》，这是赫德首次就中国事务发表全面看法。他在文章中，除了呼吁中国应该进行积极的洋务实践外，更应该消除制度和文化上的弊端。

文中说，中国在政治上“有法不依，因循守旧”，内外员工“尽职者少，营私者多”，“文武各事之行”，“执法者惟利是视，理财者自便身家”，官吏“下取于民者多，而上输于国者少”。而中央领导对此视而不见，造成人民“藐上不服作乱之灾”。

他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熟读经书诗文，而不晓时事，“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赫德建议实行“民化兴国”，所谓“民化”，即“外国所有之便，民均可学而得”，“中国原有之好处，可留而遵”。在对外政策上，他劝中国尊重条约和国际公法，放下架子，平等对待各国。

李胜良：他在这个《局外旁观论》里头啊，他其实贯穿了一个什么逻辑呢？中国内情说你兵也不好使，官也不好用，反正是所有都呈现一种很腐败，很破败，很烂的那样一种场面。所以你有这样的内情，你中国是不可能强大的，然后内情又导致外情，说你中国人对外国人，视外国人如狗，他说。他说你中国人，就是那个把和外国人处理关系，就是那个特别地偏激来处理关系。

解说：《局外旁观论》引起了清朝高层的极大重视，封疆大吏们曾集体学习讨论过赫德的观点，但效果并不好。

李胜良：也可能是当时的赫德，他对中国语言的驾驭，还没有到一种他在那个说话的那种水平，他在好多方面，他对中国语言的那种把握，还不是很圆熟，然后就有一种很突兀的，很拗口的，甚至是很严厉的一种言辞词，表达在文章当中，以至于让那些督抚们看了之后很反感，像左宗棠他们那些人看了肯定都很反感。

解说：《局外旁观论》的主题思想在三十年后，又被康有为、梁启超主导的维新派提出，可惜仍旧以失败告终。

李胜良：这个“同治中兴”失败之后，他简直就是在“同治中兴”刚刚开始，他就提出来，咱们和“明治维新”相比，有很多很多的那种因素，积极因素都不存在，反而是咱们有很多消极的因素，所以失败是极其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