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府陆续派出一些高层人物，如伊藤博文等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学习，这些人回国后相继受到重用，担任政府要职。在晚清中国，因循守旧之风盛行不衰，执迷不悟的士大夫们认为，向西方学习无异于“用夷变夏”，精通洋务的淮系要员丁日昌，就被讥讽为“丁鬼奴”。其实丁的命运算是好的，满清著名思想家、外交家郭嵩焘的遭遇，才叫人不堪回首。

窦文涛：在今天湖南的汨罗市沙溪镇，有一座不起眼的土墓，土坟，孤零零立在飘峰山脚下，已经一个多世纪之久了，当地人说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郭嵩焘之墓。郭嵩焘什么人？有人把它称为一个孤独的先行者，也就是说，他在当时走得太远，他的这个想法在当时很难得到呼应的。1876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后来又兼任驻法的公使，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大使，可是在当时，这不算是个美差。

这消息一传出来，郭嵩焘众矢之的呀，这湖南的大街上都有人贴这种对联，这对联怎么说？说出乎其类，拔乎其民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就是说那时候叫洋鬼子是鬼，你离开父母之邦，去侍鬼去了。把郭嵩焘骂成罪该万死的坏蛋，正在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还要开除他的湖南省籍，就连他的老朋友，湘军的大佬刘坤一都质问他，怎么质问，说你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

解说：为使国人打开眼界，取法西方，郭嵩焘将出使英国途中的见闻及感想结成《使西纪程》一书，寄回总理衙门，不料引火烧身，再次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朝野上下，“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大清无此臣子”等骂名不绝于耳，于是《使西纪程》旋遭毁版。

戴鞍钢（复旦大学教授）：所以他（郭嵩焘）的晚年是很凄惨的，他从首任驻英，驻法公使回到上海以后，回到祖国以后，就没有进京，他就返回自己的湖南家乡，而湖南家乡也是不太容他。

解说：当郭嵩焘乘坐的小货轮驶至长沙，准备停泊时，长沙一带的士绅闻之色变，纷纷写信劝阻，对其进行“道德谴责”。一代英才因此郁郁而终，想当年，郭嵩焘壮志满怀，慷慨就道，期望自己的出行能引进西方治国之术，挽救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无奈铩羽而归，他在唾骂声中出使，又在唾骂声中回国，难怪李鸿章因此大发感喟，如此品学识议，不容于今之世，人才国运真无可挽救矣。

更令人痛心的是，在郭嵩焘去世九年后的“庚子之变”时，还有京官上奏要求开棺戮尸“以谢天下”。明治维新是日本这个原本封建幕藩体制的岛国，一下子脱胎换骨“脱亚入欧”，相比之下，洋务运动虽然带来了表面上的“同光中兴”，但清王朝恪守的依然是陈腐的宗法专制制度，中日两国在近代化的过程中，孰优孰劣，孰高孰低？已不言而喻。

琉球国，位于太平洋和东海之间，是西太平洋导联中连接日本九州与中国台湾的重要环节。1871年12月，琉球国的船民由于大风，漂流到了台湾，与当地原住民发生冲突，50多名琉球船民被杀，但幸存者很快就被清政府接到福州，并进行了妥善的抚恤和处理，事情到此本来已经划上了句号，但就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年，日本使者从清政府的邸报中，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开始纠缠不休。

方堃：“琉球事件”本来和日本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就是在长时间的历史阶段内，琉球都是中国的藩属国。

姜鸣（近代史学家）：那么日本却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来和中国进行交涉，他们宣称琉球也是日本的“内藩”，并且提出既然生番杀人，而贵国捨而不治，我邦就要来查办岛人。

解说：1874年5月7日，一支3000多人的日本军队，在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的指挥下，兵泊台湾南部廊桥，开始了近代史上第一次，针对中国的军事冒险。在今天的台湾台南市安平区，这个名为“亿载金城”的景区，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

翁飞（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研究员）：“亿载金城”是台湾第一座近代化的炮台，它是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清政府任命钦差大臣沈葆桢处理台湾事务，沈葆桢在安平看到这一带地势开阔，正对着安平港的港口，所以修了这样一座炮台，并亲笔提名“亿载金城”。

解说：针对日军的军事行动，李鸿章也紧急调动驻扎在徐州的淮军唐定奎部13营6500人，分批航海驰援，这批淮军赴台后，当时就驻防在“亿载金城”一带，羽翼未丰的日本很快发现，仅靠武力难以实现其夺取台湾的野心，便采取了外交讹诈的手段，气得李鸿章大骂日本，“口说和好之话，不做和好之事”。

可是这一年正值太后40岁万寿庆典，朝廷无意大动干戈，搅了老佛爷的雅兴，而同治皇帝又已经病入膏肓，“安内”乃当务之急，谁敢节外生枝。于是，清廷与日本匆忙签订《北京专条》，承认日本侵台是“保民义举”，并赔偿白银50万两，以示“抚恤”。大清国才不在乎这点儿银子，而坏了自己的“大事”，还是李中堂最会自欺欺人，他称此举叫做“忍小忿而图远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