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身在故乡，刘少奇心忧天下，何止是炭子冲，何止是花明楼，何止是长沙，何止是湖南，在大跃进开始之初，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但过不多久，以下蒙上，坐吃山空，卫星上天，人心落地。当惨烈的现实摆在刘少奇的面前时，他不得不接受他放牛老乡的判断，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萧普刚：他回来通过调查看到不行，后来他详细地又把几个，包括今天你们采访的那个欧凤球他们，请到屋里开了一次座谈会，少奇同志首先摘下这个蓝布帽，向他们恭恭敬敬地鞠个躬，“对不起大家，我四十年没有回来了，回来看到了乡亲们的生活过得困难，我有责任，工作没有做好”，就道歉，不然就听不到真话，你不深入群众，你不密切联系群众，就听不到真话。

解说：刘少奇一躬到地，向着他的父老乡亲，此时的他虽然是国家主席，一言九鼎，但是对于局势的判断仍然无法自专，因为他的身后，还有毛泽东。1961年5月15日，刘少奇结束了44天的家乡调查，回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黄峥：那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了。所谓七分人祸，主要是我们工作当中的缺点错误造成的，主要是人为造成的就是说，不是主要是天灾了，他已经提出这个问题来了。后来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面，那是一个更大范围的会议，更正规的会议了，他就再次重申了这么一个观点了。

解说：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接受了刘少奇等人的调查情况，他说“如果违背了客观规律，就一定要受惩罚，我们就是受惩罚，最近3年受了大惩罚，土地瘦了，人瘦了，牲畜也瘦了”。

陈晓楠：44天的回乡调查，是刘少奇参加革命之后第一次回家乡，也是最后一次。一年之后，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期间，宁乡县负责人到北京来开会，向刘少奇转达了炭子冲农民的要求，就是要刘少奇回家乡再去看一看，看一看那里的变化。但是这一愿望，刘少奇没能满足他们。提到七千人大会，我们在这里还是要着重提一下，它在中共的历史上，应该算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了。

1962年的1、2月间，毛泽东主持了这次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有地委、县委、重要的厂矿企业，还有部队负责干部，一共7118人参加的一个中共中央扩大工作会议。那么它也是建国之后，中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共副主席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书面报告和讲话，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的工作，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

黄峥：因为七千人大会一个是范围比较大，建国以后那是最大范围的一次会议，也就是全国各地的干部都来嘛，那么各种议论，各种思想，各种想法的，各种出发点，各种个人原因、工作原因都有，因为思想应该说是比较的乱的，这是很难统一的。有的这么想有的那么想，都是不一样。

姚立文：这个时候主席已经退居二线，基本上日常主持这些事都是他先做一个打算，然后政治局、然后常委研究了以后，然后召开的。这个目的是总结经验，继续前进就是，是那么个意思。

解说：中央向大会提交的报告，由刘少奇主持撰写，刘少奇当时对具体执笔陈伯达、吴冷西和胡绳谈到自己的意见，成绩讲够，缺点讲透，既要继续高举“三面红旗”，又要明确问题所在。刘少奇最后归纳，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党内斗争过火，党内民主不够，报告完成后，刘少奇交给毛泽东过目。

黄峥：先是在刘少奇主持下起草一个报告，当时不叫书面报告，就是说准备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一个报告，这是一个主报告，应该说是。那么只是说那个报告呢，因为写出来以后，七千人大会开了，也准备政治局通过以后，刘少奇在会上去念了，作为一个主报告去念了。

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提出一个想法，他就觉得呢，因为时间比较紧，说你不要在大会上念了，这个报告你发下去作为书面报告，让刘少奇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你再加一些发挥，再口头的讲一讲，这是他提出的这么一种方法。后来刘少奇觉得这个也可以，后来就这么做了。

解说：在后人看来，在先期完成的这篇书面报告中，刘少奇对毛泽东坚持的三面红旗，还是支持和维护的，但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作的口头报告，却越说越放开，最后对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表述，甚至落向了怀疑。

许佩珉：当时三分自然灾害，七分人祸，对上下都是很震动，把这个结论摊出来，因为完全是同原先相反。这个是农民的、群众的呼声，也是实际的情况，他把实际情况告诉大家。

姚立文：就说大家有很多意见，也有人说，人民公社搞糟了，搞早了，一个是糟，一个是早。但是这个最终还要看看，现在还看不清楚，实际上他心里有底了。因为他提出来，人祸为主，还是天灾为主，他本身也有点倾向性。所以毛主席很不高兴，他不高兴，他也没法啊，我这并不是结论啊，就让大家讨论。

陈晓楠：刘少奇历时三个小时的口头报告，提出了在书面报告上并没有讲明确的成绩与缺点错误的比例关系，突破了传统的观点，就是成绩和缺点错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刘少奇认为缺点错误和成绩，应该是“三七开”，这对当时的与会者震动非凡，而他对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所持的保留意见，也更让大家感到吃惊。他说，“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了”。刘少奇在七年人大会上的这些话，在后来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他和毛泽东产生公开分歧的开始。

黄峥：就是刘少奇报告当中的有些提法，有些说法，可能毛主席不同意，或者是有比较大的意见，好比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样的。但是毛泽东当时没有说这个事，也没有提出不好，批评都没有。

姚立文：这当然引起了毛主席是很敏感的，这使得他酿成悲剧的一个，我个人的认识，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说因为毛主席的意见，他顶不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