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瑛琦：受到通俗歌曲的冲击，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出场次大幅下降。演出就是剧团的生命线，演员就是要生活在舞台上所以要保证剧团的收支平衡和正常运作，要保持演员的专业水准和艺术激情，必须提供给他们更多的舞台实践的机会。于是在大舞剧的演出场次明显减少的情况下，芭蕾舞团不得不放下身段，组织了很多类似于走穴的演出小分队。

解说：这些小分队通常由四五十人组成，演出节目包括独舞、双人舞，小的折子戏片断、乐器演奏等，俨然一台小型晚会。他们奔波于全国各地。

孙学敬：演出啊，跑码头啊，用不起乐队，就拿录音演出。

马为民（中央芭蕾舞团舞台监督）：我还记得很清楚，1988年光我们这个小队，演出了104场。

孙学敬：当时我们去除了广州之外，像现在都是地级市了，都是大地级市，当时我们去的时候都是县。

解说：但对于一个芭蕾舞团来说，走穴并非长久之计，如何面对市场，如何保住剧团，如何留住人才，对于这些问题，中芭的策略是用剧目来留住人才，用人才来保住剧团。

赵汝衡：所以后来我觉得那芭蕾舞团还是用艺术吸引人吧，我们也不可以给你发钱。

解说：所以中芭决定排演新的大型剧目，但是钱成了最大的问题。为了找到支撑新剧排演的经费，时任中央芭蕾舞团团长的赵汝衡不得不亲自去找赞助。她找到的第一个人是李嘉诚。

赵汝衡：我带着我的儿子然后去香港，见到他以后我说了一些情况，很快他就给我了一个黄色信封里头60万港币。

解说：今天回忆起来，赵女士认为是自己的坦诚打动了李嘉诚，她将中央芭蕾舞团的困难据实以告。

赵汝衡：我不能跳舞了，现在我担任这么一个角色，剧团里没有钱，发工资都没有钱。甚至当时发工资都没有钱了，我特别希望很多人能支持我们，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李嘉诚先生一下就信任了我，一下就给了我现金。我想都没想就抱回北京了，这60万港币，没有一分钱用来发放工资，而是全部用来排演新剧。中芭请来了英国皇家芭蕾舞团著名的编舞，麦克米伦的助手为他们排演《睡美人》。

赵汝衡：因为《睡美人》里用的角色特别多，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跳舞了，后来我就知道，用艺术能够把人拉住。

解说：一个新的剧目，好的剧目，可以点燃团员的激情，但对于一个剧团而言，人员的稳定却不能靠激情来维持。在国内商品市场大潮的冲击下，和国内其他许多行业一样，收入问题、住房问题、保障问题，一系列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这些问题是赞助和新剧都无法解决的。

孙家正（中国政协副主席原文化部长）：人才它重要，但人才不能靠僵硬的行政手段来挽留他。人才必须要靠，第一要靠我们事业的蓬勃发展，他使中国这块土地、这个舞台能够展现才华，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他要在一个展现才华的过程当中、在成就事业的过程当中，他应该得到应得的报酬，就是我们的分配政策，我们的经济政策，要和我们珍惜人才他必须要一致，你不能口头上的说珍惜，但经济上他又不珍惜，对不对，他是不行的。

孙学敬：当时演《堂·吉诃德》，当年我记得非常清楚，唐敏、赵民华这样的尖子演员，那么文化部规定只能五块钱，那五块钱，人家第一男主角、第一女主角5块钱，独领舞五块、群舞五块、舞美队五块，你卖说明书的也五块，都五块钱。那大家有什么演出的积极性？

解说：为了让梦里的舞蹈永远纯粹，现实中的剧团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芭蕾舞团和国内其他行业一样，开始了体制改革。

孙学敬：这个改革是必然的，不改死路一条，这是肯定的，但是改很难，但是再难也得改。

解说：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是体制改革中的最大的难题之一。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从1993年起，中央芭蕾舞团做出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变。

孙家正：中芭在改革问题上走得比较快的，它实行明星制，实行把分配拉开距离，另外和演出挂钩，都是做了很大的努力。

解说：从协议上岗到签约制，再到今天仍实行的年薪制，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中芭主要演员的月工资，上涨了46倍。剧团人均月工资上涨了22倍。

孙学敬：我们希望我们演员拿得多，因为我们是这么过来的嘛，而且我们希望剧团发达，剧团发达兴盛有才的人，你能够把这些人团结起来，把这些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剧团就兴旺了。

解说：演职人员个人收入的极大提高，为中国芭蕾黄金时代的到来，提供了物质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