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的访美之旅，令中国芭蕾在西方大放异彩，但西方世界的物质生活和现代艺术发展，也让访美团员的心中刮起了狂烈的暴风。在80年代出国潮汹涌的历史背景之下，中芭人才流失严重，伤及立团根基，甚至被港媒称为"世界上最老的剧团"。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歌星的走红，通俗文化的盛行以及电视媒体的兴起，更令中芭面临史无前例的困难。种种不利的形势，把中芭逼到了体制改革的风口浪尖。一系列壮士断腕的举措让这个中国最重要的芭蕾团体浴火重生，而面貌一新的剧团，也在芭蕾舞民族化的道路上，进行了一系列大胆而引人注目的创作实践；并通过在台湾地区、俄罗斯、英国科文特花园剧院及法国巴黎歌剧院等地的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表演，在世界艺坛确立了中国芭蕾的独特地位。

凤凰卫视12月2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周瑛琦：1986年中央芭蕾舞团以鼎盛阵容赴美演出，用两个月的时间访问了包括纽约在内的11个城市，征服了万千美国观众。中国的芭蕾舞可以说在西方世界一下打响了名头，可是这一趟寻梦之旅，也为后来席卷中国芭蕾舞界的一场风暴埋下了伏笔。当年轻的中国芭蕾与发达的物质文明和西方文化相遇，受震撼的不只是美国人。

解说：如果说中国芭蕾舞者的优美，给美国人带来不小的震撼，那么美国社会优越的物质环境和摩登的时代气息，则让访美团员的心中刮起了狂列的暴风。大多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的他们，惊讶地发现外面的世界太精彩。

冯英（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是第一次，就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第一次出国，而且这一次去的是美国。看到世贸大楼的时候，有点乡下人进城的那种感觉，那种兴奋，就感觉开眼界，像傻傻地看着摩天大楼，然后那种现代化大都市给你的震撼。然后我们呢，因为第一拨大家都很年轻，所以我都拍了七卷照片，就是七卷，那时候三十六张一卷的，你想想多少的照片，就那种稀奇。

赵汝衡（原中央芭蕾舞团团长）：我记得我们去玩迪斯尼的时候，演员就说这个外国的天怎么这么蓝，就真的是比中国，那个时候中国可乐呀这些东西都没有嘛。

解说：面对这样强烈的刺激，任何一个人的心理波动，都可以理解。但是没有人知道，是否会有人做出过激行为。

赵汝衡：有一个是比较隐蔽的，就是说“一帮一，一对红”，比如说我是组织上比较信任的，我必须跟一个年轻人住在一个房间，主要是看着他别跑。当时就是怕跑人。

解说：为了此次中央芭蕾舞团的访问演出，美国承办方，专门派出了一个摄制组跟踪拍摄，成片名为《寻梦之旅》。从艺术的角度而言，这次的访美确实像一次“梦幻之旅”，那里有一个陌生，而让人兴奋的艺术世界。

何平（原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我们就坐在大排练厅，就是这样的大排练厅，我们都坐在前面大家学，演员兴奋得，都没有见过现代舞，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兴奋。

赵汝衡：给我们表演霹雳舞的人，我们的人都疯了，看那些人跳霹雳舞，都疯了因为没有见过。

解说：1986年是中国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一年。那一年，中国为了更紧密地与世界连接，开始了持续十五年的复关谈判。那一年，一首粗犷豪迈的《信天游》，红遍大江南北。唱出了人们心中对广阔天地的向往。那时候的人们，忙着寻找，忙着挣脱。而日益开放的国门，让很多人的出国梦变为可能。汹涌的出国潮，可以说是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独特写照。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986年的美国之行，更是让中央芭蕾舞团的许多人，萌生去意。

何平：那一趟跑了四十多个国家，那一下子对演员的冲击太大了。回来恨不得都走了。大家的感受，当时是因为中国和国外的差别太大了。

王爱平（中央芭蕾舞团演出部主任）：我属于是第一拨的吧，你想一九八六年的四月，我们二月演到四月，演两个月在美国，然后我是九月就申请留学走了。

解说：出国潮在整个芭蕾舞界蔓延，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全国虽然有五家芭蕾舞团，但各团的演员加在一起总共才两百多人。只是中芭的人才流失尤为严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赵汝衡：当时走了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人里连演员带乐队，走了很多人。

徐刚（中央芭蕾舞团芭蕾大师）：当时的几个主要演员全都走了，就留下了王才军、冯英、张丹丹，好像我脑子里就这么仨了。

解说：和当时中国其他行业的许多出国的人一样，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出国的原因，不仅仅是被国外优越的条件吸引，更多的是想开拓视野，完善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当时中央芭蕾舞团的现状，确实不尽如人意。

王爱平：我们出去因为它是这样，因为当时团里没有太多的任务让你去，而且那时候我们也很年轻，刚刚二十出头，想跳很多节目。也看到外面一些片子啊，一些演员他们的画报，觉得国外有那么多剧团，有那么多剧目跳，在芭团没什么剧目跳。

张华芳（中央芭蕾舞团芭蕾大师）：另外一个也是觉得一种不满足吧，毕竟我想这个芭蕾事业，还是从国外引进的，你总是想要多尝试一些东西，中国是开放了，但是它整个的步伐会慢一些。所以你感觉是，你想要吸收一些新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有这种追求的时候，我就想到外面去见一见，开阔一下眼界，到底外面是走得多远、多快。

王才军（中央芭蕾舞团党委副书记）：毕竟那个时候体制就是那样一个体制，大家什么都一样的，大锅饭，干多干少都一样，也没有什么，就感觉心里面不那么，心气不顺，确确实实感觉，你想搞艺术的本来就没有几年搞头，就这么晃吧晃吧这一辈子可能就过去了。所以呢确确实实，那个时候就是去留去留，这个是内心是比较焦虑的，确确实实。

解说：人才的大量流失，给剧团带来了几乎致命的打击。1994年，中央芭蕾舞团第一次在香港演出，展现在香港观众面前的，就是这样一支严重超龄的《娘子军》队伍。

赵汝衡：香港的《南华早报》说我们是全世界最老的剧团了，平均年龄39岁。

孙学敬（原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你想1994年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还有我的同班同学，穿脚尖鞋在台上演《娘子军》呢。

王才军：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其实芭蕾舞团最大的问题，就是年龄的老龄化，一个层次上的不齐，老的就是最早我们上一辈的艺术家还在台上。最老的那个已经有55岁了，最年轻的那个18岁。

解说：资金严重匮乏，人才大量流失，中央芭蕾舞团靠单薄的人丁勉强支撑。他们常常为能否拉开大幕，而搅尽脑汁，而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环境，辗转衍生出通俗文化的繁荣，文化消费代替了文化欣赏，这造成了芭蕾等高压艺术观众的大量流失，而电视的普及，更是给摇摇欲坠的中国芭蕾，造成了极大冲击。

王才军：随着整个的传播媒体的丰富，尤其逐渐电视也普及了，然后有录像机，有这么一段时间，就感觉演出不是特别容易了。

赵汝衡：我们也陷入了一个全国的这种走穴，我们也没有什么地位，歌星也起来了，所以我们也没有市场，就这样演一场赔一场了。

解说：面对这种越演越赔的局面，大家不得不想出一些曲线救团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