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风行于上流社会的浪漫的粉红色之梦，到50年代弥漫着俄罗斯气息的纯白色之梦，再到60年代昂扬着斗志与激情的红色之梦，芭蕾之梦在中国变换着它的色彩。1976年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中国芭蕾势必发生转变，首先改变的是待遇。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自上而下的推广，初来乍到的芭蕾在中国获得了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芭蕾舞团得到了高层领导的多方关照，芭蕾舞者能够享受普通人想像不到的“奢华”。

赵汝衡：我一直说我们最开始应该是贫穷土地上的贵族，因为我们的衣服都是有洗衣房洗过的，浆过的。然后我们的生活过得特美好，因为那个时候学校里营养品发的也很多，然后一个星期两块黄油、两桶果酱，根本就吃不完。我们经常到小礼堂去演出，人民大会堂。然后周总理就会安排我们在那儿吃宵夜，这个宵夜呢叫折箩，我不知道你听说过什么叫折箩吗？就是宴会上他们吃剩下的东西全倒在一块，搁在一个大盆里煮，我们会吃到四喜丸子啊，会吃到一些肉啊什么的，那个小礼堂演出完的宵夜还是挺香的。

孙学敬：有事找总理，什么事都找总理，那时候什么事都是总理帮着解决。

薛菁华：我印象很深，问到你们教室，你们的关节要很注意。我说是，我们是。那你们的课室里是不是木头地板，说有的是水泥地板。那不行，一定要有木头地板，马上旁边的李先念副总理说，1958年不是盖了，人民大会堂十大建筑嘛。那人民大会堂有些材料没用呢，所以我们剧团的宿舍楼，当年是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地板条，就这么送到了我们芭蕾舞团。

何平：因为毕竟当时它属于样板团啊，属于天之骄子了，那可是，发衣服，吃饭有补贴，吃食堂有补助，完了晚上有夜宵，这当时的待遇是很好的，别的团都特别羡慕。

孙学敬：当时调谁都可以来样板团嘛，想要谁要谁，大夫、体委的，大夫就到样板团来，伙房大师傅从北京饭店，从丰泽园调。

解说：但就是这样一个“天之骄子”，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陷入了尴尬，不仅物质条件直线下降，连舞蹈演员也出现了严重的断层。

孙学敬：四人帮倒台之后，我刚说了从心情上来说是极为兴奋，但是在某种方面又很失落，因为什么？过去就像你讲的，都是国家掌上明珠的这种位置，对不对。一下没人管你了，大家都一样了，都自己去到市场打拼，跟过去不一样了，所以处处有种失落。

解说：1980年，曾经的实验芭蕾舞剧团、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再次更名，也就是日后蜚声海内外的中央芭蕾舞团。但是1980年的中央芭蕾舞团，远没有今日的从容和风光。在这一年，芭团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新演员。

王爱平（中央芭蕾舞团演出部主任）：我们进芭蕾舞团，他们十年没进人了，所以我们进去他们正好就是说急需演员，就他们的年龄都已经比较大了，有的都已经实在是跳不动了。

冯英（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因为当时我们来的时候，你想那时候不仅是从居住条件，因为当时我们是你刚才讲的十女十男，十男是住在这个教室，大教室对面的那个大教室，十个人。

记者：住教室？

冯英：住教室，因为那时候你想我们的老演员都还没有退，都住在公寓楼里面，拖家带口，什么锅碗瓢盆交响曲，估计就是从那儿来的。然后呢，我们十个女孩子，住在现在的中间会议室，非常挤。就是说等于只能放一张床，十张床在那个会议室里面，你想想看，然后过去当然跟现在真是没法同日而语的事儿。

解说：失落并不意味着幻灭，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芭蕾舞演员们醉心追求的依然是艺术更高境界。文革期间，中国芭蕾与世界的联系被完全割断，为了补回这失落的十年，从1979年前后，戴爱莲女士就屡次前往西欧国家，以个人之力游说世界芭蕾大师前往中国交流指导。

吴静姝：因为戴先生是芭蕾舞界的，虽然他们后来不认识戴先生，但是说起来戴先生的老师，都是他们的老师。后来1979年我就陪着戴先生到英国去，她的自传里面不是写了嘛，就是第一次参加两个活动，一个在英国一个在法国，参加这个活动以后认识更多的人，认识纽瑞耶夫那些人。这些人他们都跟向往中国，他们也是玛戈·芳婷的朋友，就说很愿意来中国，戴先生的老师安东·道林，他是爵士，就是有功的，有爵位的，后来我陪戴先生上他们家去，刚好他75岁生日，他高兴极了。就一块说他特别想来中国，他去过多少个国家我忘了，反正特别多，快上百了，反正就好几十个国家，就是没来过中国，戴先生一定要让他来。所以他们这些也是从戴先生那了解到中国，也是从玛戈·芳婷那了解到中国，安东·道林也是的。戴先生的宗旨是，要来就来好的，我来帮你们挑。

解说：从八十年代初开始，陆续有英、法、德、瑞士、加拿大等国的许多芭蕾艺术家，以友好交流的形式来华排演剧目，传授技艺。安东·道林、本·斯蒂文森、纽瑞耶夫、贝尔·格蕾，这些在世界芭蕾舞蹈界光芒万丈的名字，先后出现在中央芭蕾舞团的大事记中。西方芭蕾大事的到来，为中国芭蕾打开了扇窗户，也在芭蕾舞者中引发了强烈的好奇，他们希望能亲自走出去，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插播视频字幕：现在在美国第一次，来自玉和龙的国度，中国中央芭蕾舞团，在东西方交汇的时候，亲眼来看看舞蹈奇妙的魅力。

解说：1986年，中央芭蕾舞团组团赴美国演出，在剧目方面，中央芭蕾舞团做了精心准备，既有古典芭蕾名剧《天鹅湖》和安东·道林亲传的《男子四人舞》，也有典型的“中国制造”《鱼美人》、《祝福》选段，在行程安排上，也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采取了地方包围中心的方式，由于纽约市的观众对芭蕾十分苛刻，而且他们的意见容易影响其他地区观众的看法，因此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出，从纽约州北部的小城市开始，然后到波士顿，最后才抵达纽约。因为这次的巡演不仅关系着中国芭蕾的颜面，也关系着中国的颜面。

吴静姝：他们世界上，这演出商是一个大网，而且百分之十以上都是犹太人，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一个大网络，一下子你好你就打出去了，你要演砸了，就一下子大伙都知道了。

解说：中央芭蕾舞团此次的巡演，得到了素以挑剔闻名的美国舞蹈评论界热情洋溢的赞誉。

吴静姝：当时美国第一舞蹈评论家，叫安娜·基赛尔柯夫，对这个团连写了五篇文章，一下子觉得人家对中国又是刮目相看了，他们说你要外国人演京剧，你感觉多惊讶，但是中国人居然演芭蕾舞还演成这样，很洋你知道吗？就觉得没想到他们能演得这么洋，只要大幕一打开，然后人声出来观众就鼓掌。

解说：《华盛顿邮报》在评论文章中直言，中国人在与西方芭蕾舞隔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能迅速走上通向艺术巅峰的道路真是一个奇迹。这些舞者不仅改变了美国人对中国芭蕾的看法，也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赵汝衡：一些在那边完全跟国内一直没有联系的华人说，你们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吗？

吴静姝：我们演员出来和大家一块见面，然后就做了很漂亮的女孩的夜礼服，男孩全是中山装，一出来就把大伙都震了。

赵汝衡：一下别人也是忽然认识到，中国的演员很漂亮、非常漂亮。

解说：这是中国艺术第一次打入美国主流社会，从此，中国芭蕾打开了在全世界巡演的一扇大门。

周瑛琦：从1965到1986年二十多年间，中国芭蕾的命运起起伏伏，既享受过“样板戏”时代“全民芭蕾”的辉煌与荣光，也遭遇了物质条件及其恶劣、人才断层严重的尴尬与低潮。凭着对艺术的一腔痴情，这群舞者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艰难前行。在美国乃至世界观众面前交出了一张漂亮的“成绩单”。但是荣耀的背后，暗藏已久的慰藉也渐渐浮出水面，面对不可逆转的时代轨迹，举步维艰的中国芭蕾想要重新焕发青春，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浴火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