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在芭蕾舞团掀起了巨大的风暴，很多红极一时的芭蕾明星的人生由此改变。而《红色娘子军》不仅见证了中国外交史的许多风云时刻，更以其民族化和革命化的创举成为文革期间八个样板中的一个。在很多艺术门类都遭受重大挫折的特别历史时期，因为这部传奇式的红色芭蕾舞剧，芭蕾在中国民众中空前普及，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文化记忆。从"大腿满台跑，工农兵受不了"到"我的上帝，连大队会计的老婆也立起了足尖"。中国芭蕾的命运被彻底改变。1976年，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芭蕾从曾经的“天之骄子”，落入了物质条件艰苦，人才断层严重的尴尬境地。随着对外艺术交流的恢复，中国芭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1986年中芭访美，中国芭蕾的华彩亮相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凤凰卫视12月1日《凤凰大视野》以下为文字实录：

周瑛琦：《红色娘子军》的成功，让芭蕾舞者们大受鼓舞，在芭蕾舞民族化的道路上，他们期望能走得更远。继1964年将女红军战士的形象成功搬上舞台之后，1965年实验芭蕾舞团，试图用芭蕾的形式演绎纺织女工的命运，遗憾的是已经进入彩排阶段的《纺织女工》因为“文革”风暴的到来而夭折。任何一种艺术创作，都无法超然于时代背景之外，芭蕾也是如此。那穿过舞动的脚尖的光影，闪烁着中国文化的时代变迁。

解说：梦想永远美好，但在梦中起舞的人却不得不经受时代的洗礼与现实的磨难。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上一篇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中国芭蕾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恶梦，实验芭蕾舞剧团的许多中坚力量，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戴爱莲、白淑湘等人都未能逃脱这一厄运。

李承祥（原中央芭蕾舞团团长）：我们团当时的人，他们后来统计了一下，就是有40%多的，程度不同的受到迫害。因为那时候江青对芭蕾舞团说了一句话，说“芭蕾舞团是属于捂着的，要乱，要乱敌人，要乱敌人”还说两次，就说要清理阶级队伍，说这个队伍不纯，要清理。那么当时主持芭蕾舞团的人，就执行江青“清队”的所谓指示，把很多人都打成反革命了。我们《红色娘子军》的主要编导之一蒋祖慧，也送到干校里了，主要的演员以白淑湘为首的一大堆，都到干校劳动去了。我记得我那次去一趟干校，我看到白淑湘正在那儿烧火呢，烧那个炉灶呢。戴爱莲在那儿，还让她养猪，戴爱莲那时候年纪很大了，就在小汤山那个干校里。

白淑湘（原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戴先生缝东西给马，牵的马犁地，轻活，还闹出笑话来。戴先生年纪大，中国话说不好，马的辕子这个地方套的，她每天得拿那个辕子上班啊，集合了就进来，她来晚了，“戴爱莲你怎么回事”，她说马的领带忘拿了，其实是那个马的辕子，本来很严肃的事儿，哄堂大笑。

吴静姝（原中央芭蕾舞团演员）：她干活，干苦活、累活她不在乎，她很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很能自立的，打扫厕所，她觉得我干一样就得干的出色，我打扫厕所，我的厕所一定要最干净的，就是养猪我的猪养的特别肥、特别好、特别有纪律，她的猪一吹口哨就能出来。

白淑湘：把那个树坑弄上水，那不冻了嘛，第二天劳动，白淑湘你挖这个。大家15分钟都挖完了，都跑过来，过来过来，开现场会，问我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我把我鞋子那个地方都踩坏了，我也不知道，我就很坦然的坐那儿。怎么回事，别人15分钟都挖完了，你怎么15分钟挖不完。我也不说话，我没法说，我有什么说的。我要说了，你还不认罪呀，你干嘛，你什么态度啊。我心想算了吧，后来才知道他们头天晚上弄水，你想冬天一晚上冻了，我能挖动啊。你高兴一点，你脸皮高兴一点说你得意忘形，你不高兴一点说你不认罪。所以我这个脸，我也没有什么表情了，我的脑子里也没什么感觉了，就是劳动、吃饭、睡觉，完了以后中午值班，中午不能睡觉，要值班。住在谁的床上，我得轻轻进去，慢慢地进去，慢慢地出来，就是这样一种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孙学敬（原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白淑湘在干校的时候，有一次她自己在那儿活动，自己在那儿很下意识地练什么东西，被人家揭发了，当时有个军代表就讲，白淑湘你要是再上舞台的话，除非刘少奇再如何。

白淑湘：我在去了底下以后，从我的化妆包里翻出一双脚尖鞋，把我拽回来在隔壁教室批判我。有人就说“你还想回到舞台上来，还想复辟”，我哪儿敢呢。

解说：而留在学校的人，则在惴惴不安中坚持着练功，似乎要撕开重重黑幕，让阳光透射下来。纯洁的艺术梦想，成为他们苦难中的最大慰藉和遮挡外界政治风雨的心灵避难所。

黄民暄（原中央芭蕾舞团党委书记）：我们的四楼礼堂是挂满了大字报，大字报很好挂，原因是什么？在礼堂上有无数个吊布景的吊杆，吊杆放下来以后大字报就可以贴在上面嘛，吊杆升起来你也照样可以练功嘛，就这么一个状况。但是我想不管怎么样芭蕾舞团的人，练功从来没有停止过。

何平（原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当时给我的感觉芭蕾舞团是一个就是好像跟社会上当时都不上课、不上学不一样的感觉。是每天早上九点练功，练到十二点，下午三点上课，因为中午要睡午觉，都是集体生活，下午三点上课，完了以后到五点下班，晚上七点到九点还要排练。

赵汝衡（原中央芭蕾舞团团长）：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心挺虚的。当时来了军宣队，像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他们把门踢开了，然后开着门跟我们说话，大概觉得我们会污染了他们。我跟我们年轻人谈他们说要当时他们肯定不活了，我说我们没有想过不活。而且因为我们每天还练功啊，而且我们由衷地练功，我们练功之前都要念《语录》，我们还好好的练功，只是不准穿以前的裙子了。就是我从小白裙子、小裤衩，穿到小白裙子，然后穿长的白裙子，绸子的白裙子，然后变成T恤和短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