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瑛琦：就在前苏联专家陆续撤离的同时，1959年底，北京舞蹈学校实验芭蕾舞剧团宣告成立，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专业芭蕾舞团。而实验芭蕾舞剧团诞生之初，就和它的祖国一起面临着重重困难。国际局势复杂、国内经济困顿、外国专家撤离，三年困难时期刚刚开始。对于这个年轻的艺术团体而言，最严峻的考验是外国专家的撤离造成的编创人员的缺失，幸运的是，就在这个时候，之前出国留学、研习编导专业的年轻人回来了。

解说：曾就读于苏联国立戏剧学院，舞剧编导系的蒋祖慧和王希贤，先后回国，王希贤于1962年在实验芭蕾舞团完成了他的实习作品，俄罗斯古典芭蕾名剧《泪泉》，1963年蒋祖慧排演出了大型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这两部芭蕾舞剧的问世，不仅是学院派的蒋祖慧和王希贤实践的过程，也是中国芭蕾舞剧从由外国专家指导、编排，向中国人自己驾驭的过渡。为建立完整的中国芭蕾舞阵容奠定了基础，也为创造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中国芭蕾舞剧，准备了条件。

黄民暄（原中央芭蕾舞团党委书记）：1963年我进剧团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芭蕾舞团的建制，刚刚完成也就意味着1963年演员队，它可以正式的，这些演员的编制可以演大舞剧了。

解说：1963年中国刚刚熬过了三年困难时期，文化事业缓慢复苏，但是相对实验芭蕾舞团日趋走向正轨，中国芭蕾的观众基础并不是很好，尤其是在农村。1963年，年轻的赵汝衡作为团内重点培养对象，和其他队员一起被派往延庆演出。其间，她们一直住在老乡家里。

赵汝衡：正好是冬天，要快过年的时候，我们背着行李，然后每到一处我们搭台，在露天、在泥地里演出。然后50天演了49场。非常苦，因为全世界的芭蕾舞不可能说是在冬天穿着脚尖鞋在泥地里跳。早上起来还没醒呢，因为都要清晨四、五点钟就叫我们，叫戏子呢，戏子吃饭了，当时我想我们怎么成戏子了呢？你学芭蕾的怎么成戏子了？

解说：但是这种群众对芭蕾舞演员不理解的现状，很快就会被一出红遍大江南北的芭蕾舞剧所改变，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芭蕾舞基本上以学习和演出欧洲的传统剧目为主，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百花齐放”、“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导下，为了使芭蕾舞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需要具备中国风格和风貌的芭蕾舞剧的出现，也是在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观看完芭蕾舞剧《芭蕾圣母院》之后，提出中国芭蕾应当有一部革命题材的舞剧。

薛菁华：就说你们能不能排一个更进一步的，原来是天鹅或者公主，就是说已经到了人物了，《巴黎圣母院》有卡西莫多这样一个形象，美与丑的感觉。那么能不能排一个“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十月革命题材的作品。

李承祥：特别在1963年底，开了一个全国性的会议，叫音乐舞蹈的座谈会，这个会也是总理讲话的一点精神。就提出了三化，就是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

解说：于是，寻找革命化、民族化，民族化，群众化的题材成为当务之急，《红岩》、《达吉和她的父亲》等，均被提出来作为备选方案，而作为当时实验芭蕾舞剧团编导的中坚力量之一，李承祥提出将《红色娘子军》，作为改编的摹本。

李承祥：当时一个理由就是说这个故事特别好，动人，琼花她的遭遇，怎么从一个女奴变成一个战士，最后成一个指挥员，她还有一个成长的形象，南霸天那个作为老四，反面人物的形象，它的戏剧性很强，这个故事很好。第二个就是说，它这个女子舞蹈为主。因为它是红色娘子军，还不同于一般的巴黎公社，十月革命。在中国在红军时代第一支女子武装，虽然它存在的年限不多，一年多时间，但是它这事迹很有传奇色彩。所以我说芭蕾舞正好要发挥女子的群舞的这个特点。第三个就是它的地域特色特别浓，过去我们搞了很多，包括民族舞剧、民族舞蹈，都是陆地上多一些，不像海南岛那种地域的风光。椰子树啊、槟榔树啊、榕树啊，还有万泉河啊，反正就是当时这样一些，就觉得特别是服装，还有音乐也特别有特点。所以最后就一致同意，都赞成。那就那样搞《红色娘子军》吧，就那么定了。

解说：1964年9月下旬，《红色娘子军》经过半年的排练，在天桥剧场首演，周恩来出席，并邀请西哈努克亲王一同观看。演出结束后，周恩来上台与演职人员握手，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思想比你们保守了”。同年10月8日，毛泽东和十几位中央高层领导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给出的评价是，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李承祥：我们特别注重第三句，因为怕说我们搞一个革命题材，方向也对，革命也还基本成功，就是艺术上不怎么样，那就也不算成功。所以毛主席说艺术上也是好的，我们非常欣慰，这是最大的肯定了。

解说：在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后，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内容。此后的20多年间，人民大堂小礼堂，一直上演着同一出戏，幕起幕或落间，台下端坐的是各国政要。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那些特殊的历史时刻，充当着奇妙的“润滑剂”，历任演员也成为中国外交史的见证人。

周瑛琦：作为中国第一步部自主创新的民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艺术感染力，超越了种族、国界，甚至意识形态的鸿沟。1966年，《红色娘子军》的主要编导之一蒋祖慧率团赴阿尔巴尼亚和当地的芭蕾舞演员共同演出了《红色娘子军》的第二幕。在招待周恩来观赏的那场演出中，饰演琼花的外国女演员受到了剧情感召，在台上泪流满面。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第一次访问中国时，也应邀观看了《红色娘子军》第一幕，尼克松后来在回忆录中说，此剧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73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在东京演出了《红色娘子军》全剧，当地观众反应热烈，两场门票在演出前一个月便被抢购一空。作为新中国在文化技术领域的典型代表，《红色娘子军》在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