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1954年秋天，新中国第一个专业舞蹈家的摇篮，北京舞蹈学校成立，这是中国芭蕾史上划时代的转折点。

吴静姝：我那个好朋友说舞蹈学校成立了，北京舞蹈学校，咱们去考吧。我说是吗？她特爱考，特积极拉着我就去考，最后她没考上我考上了，就这么来了。

白淑湘（原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到北京来，当时接我们的一个大汽车从天安门广场经过，告诉这是天安门广场，我们高兴得要死。

解说：梦里见过的北京城让这群孩子兴奋不已，但汽车最终停留的地方，远非他们想象中的繁华。

赵汝衡（原中央芭蕾舞团团长）：那时候的学校呢，我还是记忆犹新的，因为太荒凉了，就是没有车通到那儿去，要经过一大片菜地、农田，然后到了我们那个灰楼。

吴静姝：东郊那个火葬场就在它附近，然后我们每次从白家庄下车以后没有车了，往里走，经过火葬场一拐弯才到舞蹈学校。

解说：从解放前戴爱莲在上海殡仪馆楼上的那间小小的舞蹈教室，到北京东大桥白家庄，这栋火葬场旁边的小灰楼，中国的芭蕾舞就这样，在浸满了俗世的生死悲欢的环境中，进入了一个关于美与艺术的梦乡。

赵汝衡：那个地方说心里话是一个特别荒凉的，但是那个里头就是培养着我们第一批的芭蕾舞小孩，穿着小裙子挺洋气的。

孙学敬（原中央芭蕾舞团副团长）：不管这学校怎么样，当时多小，非常严谨，因为是苏联专家帮着建的，老师都非常优秀。教育、管理非常严谨。

薛菁华（原中央芭蕾舞团主要演员）：我们要从每一个位置，脚的位置、手的位置学起来，所以开始一进去的时候站在那儿，首先要人的直立、重心，然后教手，五个手指，每个手指的方向，这种很细腻的工作就开始了。

解说：两年的系统训练和刻苦学习，让梦想中的舞步逐渐变得清晰。1956年在前苏联专家查普林的指导下，北京舞蹈学校的师生们，共同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芭蕾舞剧《无益的谨慎》。

李承祥：这舞剧应该说中国第一个真正的芭蕾舞剧，《和平鸽》不能算的。因为那个《和平鸽》，它没有全面地运用芭蕾舞的东西。

解说：由于人员不足，当时几乎是全校动员，连钢琴老师也要上台担任角色，查普林本人也在剧中反串地主婆。

李承祥：他作为一个老头嘛，他反串那个地主婆，所以那时候周总理来看了，特别高兴，夸他说“你是苏联的梅兰芳”，他特别得意。而且在那戏里我还要举他的，每次我简直使吃奶的劲儿才能把他，一个胖老头。

解说：1957年，前苏联颇负盛名的芭蕾大师，舞蹈编导古雪夫，来到北京舞蹈学校。可以说，他是影响中国芭蕾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他和周恩来总理的一次交谈，更是意义深远。

白淑湘：总理就跟他也长谈了一下，我们国家这个芭蕾能不能排一些古典的作品啊，古雪夫专家还是挺同意排的，当时戴先生不太同意，觉得我们好像情况不太成熟，要排这种《天鹅湖》大作品，好像不太合适，但是总理觉得听专家这么一说，戴先生也同意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排《天鹅湖》。

解说：在古雪夫的指导下，北京舞蹈学校倾全校之力，排演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全剧。1958年10月《天鹅湖》公演，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白淑湘：最贵的票一块五、一块二，那时候梅先生剧团就一块五，我们芭蕾舞也一块五。

解说：从1954年北京舞蹈学校成立，到1958年《天鹅湖》首演，初创期的中国芭蕾，完成了奇迹似的飞跃，中国人的芭蕾梦里飞出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双白天鹅。和同时代中国其他许多行业一样，中国芭蕾的起步与发展，与前苏联专家的贡献密不可分。严厉、敬业、对艺术的精益求精，对学员的关心呵护，对于当年的学员来说，这些依然历历在目。

赵汝衡：在业务教室里，我们的老师会打我们的，一打腿上就是五个大手印，如果你在教室里打哈欠，她就会骂你。我记得我打哈欠，那个苏联专家翻译老师说“你真不要脸”，我永远会记得，而且我永远会会在教室里绝不可能打哈欠。

白淑湘：那时候校规培养社会主义劳动者，所以我一想，专家一看，一早上来，你怎么跑窗顶上去了，快下来。跑到教导室，校长办公室去，你们还是要培养一个擦玻璃的，还是要培养一个跳芭蕾舞的。

李承祥：他也知道我们这些学生都很穷的，我们不但没有对他怎么样，送礼。他就在整个在教学期间，两年多他请我们几次到全聚德全班同学吃烤鸭，他掏钱，因为那时候他的工资是500块钱一个月。

解说：1959年上半年，北京舞蹈学校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计划由编导班学员集体创作一部新的芭蕾舞剧。在总编导古雪夫的提议下，他们决定讲述一个属于中国的《天鹅湖》的故事。这就是中国原创芭蕾舞剧的开山之作《鱼美人》。9月下旬，《鱼美人》正式彩排并接受审查，负责审查的官员在看完整齣舞剧之后，一言未发，扬长而去。最终《鱼美人》的公演时间被一再推迟，实际上已经被排斥于国庆十周年献礼之外了。1959年10底《鱼美人》终于得以与观众见面，除毛泽东外，几乎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文艺界都来观赏了演出。

吴祖强（芭蕾舞剧《鱼美人》作曲）：刘少奇看了以后很高兴，就上台接见所有的演员们，我们当然也在旁边，他当然主要对苏联专家说“你真是把这个舞蹈的艺术，从你们俄罗斯有这么古老的传统，有那么多的丰富的经验到这儿来，你们从西方像唐僧取经一样，你们是把经一直送早我们的门前”。

解说：这位“送经东来”的苏联专家，在那一刻亲手开启了，中国芭蕾民族化的进程。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刘少奇这个玩笑式的比喻，让《鱼美人》在文革期间被打入“大毒草”的行列，当然这是后话了。很快，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古雪夫不得不离开中国，尽管他对《鱼美人》还有许多改进的意见，临行前，他带走了《鱼美人》全局的音乐总谱，那是1960年。

薛菁华：苏联专家撤掉，我们每一个人上上下下都特别难受。

白淑湘：专家见到我就抱着我，他也流泪我也流泪，我觉得好痛苦啊，怎么回事儿。

李承祥：这么多年后来他一直信，那个信寄给翻译，翻译还翻译给我的。他说他希望再回中国，把我还没有完成的那些想法继续完成。他还想的很周到，他说我不会白花你们的钱的。

解说：古雪夫最终未能重返中国。1986年中央芭蕾舞团，带着重排的《鱼美人》，出访前苏联。古雪夫这位为中国芭蕾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芭蕾大师，终于在自己的祖国，看到了由他的中国学生演出的《鱼美人》，次年2月，古雪夫辞世。

孙学敬：古雪夫专家给我们打下了这些基础，不仅是芭蕾舞打下了严实基础，包括芭蕾舞的民族化，都打下了非常好的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也使我们开阔了视野。我觉得古雪夫这个专家，我想你不管问我们团里的任何演员，老一辈的，我想对他都非常崇敬，非常好。

解说：古雪夫在中国度过了三年的时光，在这短短三年的时间里，他和他的苏联同伴们，为幼年时期的中国芭蕾，勾勒出最初的梦想。他们的身影成为中国第一代芭蕾舞者心中永难磨灭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