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这是母亲的逃亡发明，把人装在两个打通的箱子里“偷运”出去。这是情人的逃跑专利，用一辆矮过边境障碍物的小车，把未婚妻和岳母都带过去，它让来自奥地利和阿根廷的两对夫妇，在西柏林举行了婚礼。这是朋友的团队合作，人们用最基本的工具，甚至用手开掘出一条条地下通道。最著名的57号隧道长达145米，最深处距离围墙根部有12米，有57人成功穿越。有数据统计，1961年到1989年间，共有超过五千人翻越围墙成功，但有近6万人因被控“企图或准备叛逃”而被投入了监狱。

胡思梦：其实其中的一部分，一小部分是由于政治原因，他们就离开了东德。大部分人说实在的是经济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

关愚谦：这个东德人生活水平很差，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有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连一般的生活都不够。比方说吃面包、吃肉，像这些东西，他们有的时候也要排队排得很长。比如一些副食品，他就没有那么多。

胡思梦：那个时候，我们都这样想，虽然西德，这个我们都知道，他们生活比我们好，但是我们也会慢慢地好起来，大家都这样想的。

关愚谦：东柏林虽然有很多年轻人向往西柏林，但是有很多的一些保守的人，他还是认为社会主义好。因为他们那里社会比较稳定，他们那里上大学什么的比较稳定。他们的医疗制度，一般来说都是给你公费医疗。

胡思梦：问题就在于就是买不到东西，问题在这儿。因为国家没有外汇，所以只能吃自己生产的东西。那你说像水果，特别是像香蕉、橘子这一类的，东德自己不能生产的，那就吃不到，是不是。

埃丽卡·格瑞格：不管什么时候我们去东柏林，如果我朋友有一些很小的孩子，我当然会带一些香蕉。

胡思梦：所以后来在东德时候，大家有那么多的笑话，关于香蕉的笑话。比如说在布兰登堡的边境，一个西面的警察和一个东面的警察，然后东面的警察很骄傲地对西面的警察说，嘿，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西面的警察就回答，可是我们有香蕉。然后东面的警察说，你们以后总有一天也会建设社会主义，那个时候你们也没有香蕉了。

埃丽卡·格瑞格：这也是我们一直在说的，那里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但是不是公平，不是那么明显。但是如果你是统治阶级，你就有了一切，你有专属的商店，你有专属的医院。如果你是普通老百姓，你没有办法接触到想要的东西。

乌里克·格瑞格：他们在东德有一个特殊的商店，像我们这样的访客，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以自己的汇率买到里面所有的商品。如果从西德来的人可以帮你付钱的话，像我们说如果可以付8000马克，那你就可以买到一辆东德制造的汽车，而且能当场就拿到车，但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东德市民，你不能支付西德马克的话，你要等上十年。

胡思梦：我们要有一辆汽车，要订12、13年以后才能拿到，结果怎么样？每一个家庭里，那个孩子刚生出来就用他的名字，到汽车公司去给他订一辆车，到这个地步。我们家也是这样，也是订了四辆车。

解说：到1980年，东德的人均国民总产值为7180美元，居世界第28位，而同年西德的人均国民总产值达到13590美元，位居世界第六。尽管1971年9月，美苏英法签订了柏林协定，从国际法角度保障了西柏林人进入东德的自由。而几个月后，两德也签署了边境协定，放宽了双方的交通运输限制。但对大多数普通东德人而言，柏林墙始终是阻隔，只能通过无形的电波去了解那个近在咫尺的西方世界。

关愚谦：东德电视台基本上看不到，很少能看到，除非你要是装另外一个天线，一般来说只能看西德的。而西德的电视台呢，一般东德他们是可以偷偷地看到的。

胡思梦：但是问题就在于，很多东面东德人实际上了解西德，都是从电视上了解的。

关愚谦：所以东德人一般向往西德，西德人把他的生活水平全弄出来，就看了人一到礼拜五晚上，礼拜六、礼拜天，他们就是完完全全去喝酒，去吃饭，去扭啊，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德国人很喜欢旅游。而西德人是可以全世界，你爱到哪儿去到哪儿去。

胡思梦：我们东德人不能去旅游，只能去东欧这些国家。

埃丽卡·格瑞格：比如我们一个最好的朋友是一个艺术家，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但是她不能出国旅游。当有一年我们去莱比锡参加一个记录电影节，她可以参加这个电影节，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我们会换上晚装，一起聊天、喝咖啡。我也会带一些吃的，我们会一直待在酒店的房间里面聊天，说事情。在柏林墙倒塌之后，我并没有过去，因为我不想过去，因为我知道很多我们很喜欢的人都给秘密警察写过报告，但是她去找。

乌里克·格瑞格：在公布于众的秘密档案里面，你可以去找你自己的报告。

埃丽卡·格瑞格：她说，埃丽卡，你不会相信，这里有一些文件记录的是我们那天在酒店里面的谈话。都写在纸上的，一页一页的。我读了一下，简直难以置信，我们那天聊了那么多的问话。因为你知道，我们是好朋友，我们谈论男人，谈论工作，谈论政治，谈论我们的孩子会止不住的咯咯笑，所有的东西。你知道，他们并不知道是什么，他们只是都打印了出来，所以就会出现“她们咯咯笑”这样内容。

解说：正是由于经济上的相对落后和工作、生活上的诸多监控，让不少东德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命运开始了新的思考。1953年选择移居东德的艺术家沃尔夫·比尔曼就是其中之一，他不断以激烈尖锐的措辞，批评由统一社会党执掌的东德政府，并因此名噪一时。

胡思梦：后来他要求去西德，也让他去了，然后他在西德开演奏会，在演奏会上当然他还是照样骂东德政府领导，后来东德政府就等于开除他的国籍，不让他回来了，就让他呆在西面。从这个时候开始，很多艺术家，很多作家，很多知识分子，大家集会、签名，就是说反对政府这样做。这些人不一定跟这个歌唱家有同样的看法，但是反对政府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不满的情绪。

解说：静坐、示威、抗议，七、八十年代的东德社会激荡着民众心底最热切的诉求。一个改革的时代，就这样在柏林、东欧，乃至整个世界拉开了帷幕。

陈晓楠：六十年代初的古巴导弹危机之后，美苏之间握手言和，东西方的关系改变了过去一直死板的僵硬。可是，这种纤弱如柳的和缓，在任何时候也都可能重新紧绷起来。而当时的东欧，人心思变，改革之风吹遍各地，布拉格之春又像是一记重锤落下，使得抗议和斗争成为当时时代的主题。不仅仅在东德，波兰的团结工会也发展成为了成功的地下组织，还有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知识分子也站到了抗议的最前线。大多数前苏联卫星国的共产党员都渴望改革，但是这样，自然也就免不了和苏联发生多种冲突。

不过到了八十年代，局势突然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人们期待的新的改革者，不再只是出现在某一个卫星国，而是出现在了这套体系的核心部位。很快，一道晴天里的霹雳从莫斯科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