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当年34岁的高西庆，毕业于杜克大学法学院，正在华尔街一家律师行做律师。同时，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的王波明也正在纽约交易所实习，两人与其他留学生一起，成立了中国旅美商学会，大家一起讨论国内的时局和发展。这一天，他们中间来了一位中国人民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她的名字叫李青原，研究的方向是马克思的资本论。

李青原（时任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那天是在商学会，高西庆是主持人，然后好像王波明好像是商学会的头儿，具体什么职务忘了，他就在调侃我，我们现在请李青原用马克思主义什么的，我一上台我还没说话呢，底下开始就哄笑，扯什么扯。因为有些人就觉得一说马克思就有点调侃，因为就觉得好像都100多年快200年的事儿，你怎么还扯这么远。可是我个人认为，经典是有永恒的生命。

解说：李青原的观点是，马克思对于资本的力量是肯定的，中国发展资本市场的机会已经到来，而这些在西方世界里打滚的留学生，则应该主动为中国做点什么。

高西庆：后来大家就开了很多会，然后就开始写，因为不能用英文写了，用中文写，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刘二飞写了一段拿过来一看，我们都笑了，因为他那个完全是文化革命是的写法，什么东风吹战鼓擂的都出来了，就是因为这些人离开国内太早了。

解说：就这样，八个留学生写出了一份白皮书，明确向中央进言，鼓动建立正规的证券交易场所，然而这本东西送到北京，却一时没有下文。

李青原：我当时一个想法就是我说，别评论，你说人家这那的，有本事你回去自己做一两件事情，这才是真本事，站着老远的指指点点的算什么？

解说：一年后，高西庆与王波明他们，相继回到了北京。这里是北京的万寿宾馆，和其他的重要涉外宾馆相比，外观看起来并不显眼，只有门口那辆邓小平乘坐过的红旗轿车，能证明这家宾馆举足轻重的地位。1988年7月9日，高西庆回到北京的第三天，他参加了在这里举行的证券市场座谈会。

一批国内的热血青年和重要官员，与他们共同起草了一份关于创办交易所的设想，然而，高西庆等海归们，希望把交易所开在北京，这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

高西庆：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北京确实不行，北京怎么可能弄呢？北京太敏感了，这样的东西完全是一个外来的东西，这种资本主义发展到高度阶段的产物，核心的充满了资本主义那一套东西，这么一个机制。你拿来实验的话，出点问题就有很大的麻烦，责任很难负担。

刘鸿儒：因为他们有个错觉，他们这些年轻人，以为他们技术上的设计起作用，这不是个技术问题，是个决策问题，是个意识形态问题。

李青原：甚至最开始你想想，最开始中国改革的一个大的理论突破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不是市场经济，你想想连市场都得重新认识，那何况资本这个问题，所以都不提资本市场，就是证券市场，什么金融市场，就这样子，很模糊的那么提。

解说：官员们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当时股份制改革在地方上的推行，已经带来了不少问题，国务院为此要求深沪两地，拿出相应的规范条例，但资本这条路究竟怎么走，却没有人能说的清楚。

徐景安（时任深圳市体改委主任）：在北京那个时候，对股份制问题认识非常的混乱，争论非常激烈。所以股份制一旦推行以后，从企业到投资体制、金融体制，以及国家管理体制，都会带来一系列变化。

刘鸿儒：好多事情你认为从经济发展上来说是需要的，从经济改革角度来看是迫切的，应该做的。但从政治角度来说，国家领导方面，领导人，政治的领导部门，他认为不一定做。

解说：1989年3月15日，一个特殊的民间组织在北京诞生，全称是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但就在联办成立之初，却面临无事可做的尴尬境地。

李青原：有的人就说股份制是经济领域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好了，这股份制要不要搞，已经开始有人提出质疑了，那当然股票市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要不要再往下做，一时就不太清楚。

解说：创立证券市场一事，似乎遥遥无期，人们并不知道在中国的南方，另一种努力已经破土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