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延安的气氛，虽然随着女翻译吴光伟的离开有所缓解，在最后的两个月中，史沫特莱也试图以忙碌的工作，来化解处境的尴尬，但其实是徒劳的。这一年8月史沫特莱从马背上摔了下来，伤到了脊背，9月她以治疗为由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延安。

当然史沫特莱自我创痛的愈合能力是强大的，她迅速将自己的计划，调整为去八路军前线寻找朱德继续革命。在随后的日子里，她作为八路军的随军记者，跟随朱德在华中作战，完成了朱德的采访，并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争取了大量的医疗援助。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史沫特莱完成了她的著作《中国的战歌》。

解说：这是2005年拍摄的电影《太行山上》，史沫特莱与朱德在前线告别，此后再也没能相见。与电影不同的是，此时史沫特莱疾病缠身，在多位中共领导人的劝说下，她无奈选择离开。临行前史沫特莱希望能够领养自己最亲近的随从盛国华，这个经常称呼史沫特莱“老太太”的小男孩，拒绝了她的邀请。

1941年5月，史沫特莱悲伤地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这块墓地大多数时间是荒芜的，一如史沫特莱生前的孤独，她没有再婚，没有子女，1950年史沫特莱病逝，1951年人们遵照她的遗嘱，将她的骨灰埋在了中国。史沫特莱回到美国的十年，也是她生命的最后十年，有人这样总结，她基本上是被遗忘的。如果有人还愿意记得她，那是因为人们要激烈指责她，三十年代在中国的岁月。她积极参加以莫斯科为基地的第三国际的革命，因为她相信共产主义革命将在她有生之年相继出现。当然也有人以同样的激情，为史沫特莱辩护，并认为史沫特莱的早逝，完全因为回到美国后，她实际上沦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

江枫：在进医院以前，她给她一个朋友写了一封信，她说我这稿费的所有的不管是从哪儿来的，全都归朱德总司令，按照他的意愿，建立一个富强的新中国。万一我死了呢，能够为我唱一个歌，她说，她就说能够为我唱，她就说能够在我的遗体前面，就是能够在我遗体前唱《起来》（《义勇军进行曲》），我就很满足了。

陈晓楠：史沫特莱一生当中经常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夹攻，相信资本主义的人称她是共党分子、赤色分子，而共产党人则把她叫做是个人主义者，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者。一位美国女共产党人，给她取了一个绰号，说她是一个史沫特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