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背负着知青子女的生存压力，尤其是女孩子，在婚恋方面还曾遇到或多或少的波折。

刘伟:就说你家里肯定是没有住房的，肯定是没有住房的，就说你说要存款，当初的那种知青就是来回全部都是铺铁路的，全部都是铺铁路的，可能存了一点钱就回上海了，存一点钱就回上海了。所以说你让他有积蓄，肯定不可能有，你到上海来，你工作几年你说你能有多高的收入？所以说你的那个就是说择偶条件，一定是比别人低的。当时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是他给我介绍对象，居然跟我说句什么？你知道吧，他说的，他条件怎么怎么好，他给我讲这个，然后告诉我，你不要告诉他，你家是新疆回来的。

刘艳（一九九八年落户上海 刘伟的姐姐）:总会想，心里总会想，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总会想找一个，找一个条件总归要好一点的。但是如果你的条件不好的话，别人家庭条件好的话，当然也是人家不一定肯的呀。

解说:在刘伟的公司，一位送快递的小伙子引起我们的注意，经介绍，他也是新疆知青的二代。

记者:都是坐同样的车次一起回来的吗？

刘艳:是我母亲把他带回来的呀。

张双平（一九八九年落户上海 父母定居新疆）:当时就跟她们一块回来的。

刘艳:就是我母亲把他带回来的呀。

张双平:在小区里面就是巡逻的，小区里轮回就是，在那边就是巡逻。

记者:收入状况怎么样？

张双平:收入状况就是说比最低工资高一点吧，现在最低工资960嘛，现在是我们是收入是1200，实际上拿到手是1100多块钱。

解说:为了多挣一份工钱，张双平跟人商量把保安的工作都调到夜里，白天他就可以兼职跑快递了。张双平1989年初回上海时，被分配到国营钢笔厂，没几年就遭遇国企倒闭和职工下岗。两万块钱买断工龄后， 张双平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寻找各种可能聘用他的工作。

张双平:刚回来的时候还没觉得，还没觉得怎么样，就是过了几年以后，外面看看人家这些东西，就是说招工啊什么，现在就说人家要求都要求得很高的，比如说要什么学历什么学历的。然后自己嘛就拿着很低这个学历，你说真的好的工作嘛，自己就是没这个信心去找这种工作。

记者:信心？

张双平:啊，自己等于是有种自卑心理一样的。

安康:我们这批人呢，当时就是说社会动荡的时候，回城风啊干什么的，因为大人在动荡，小孩子跟着一起动荡，对吧，学历高的不是很多的。那么你没有学历在这个社会立足呢，你就要有技能，对吧，没有很强项的技能也不行。

陶兴良:由于我们那个时候回来以后呢，就是说房子房子没着落，工作工作没有，今天借（租）的房子，过两天房东要了，对吧。怎么办？又迁一个地方，所以说他们呢，知青这一代呢，我们的下一代呢就没有好好地念过书，没有这个环境给我们念书，所以大多数呢，一般初中，读到初中的已经不少了，有些人甚至是小学都没毕业就荒废在外，所以他们现在知青的后代，大多数的后代，不是说优秀的也有的，所以他们找不到什么好的工作。

知青女:优秀的是极少。

陶兴良:找不到好工作的呀，他们没学历。

知青女1:因为那个时候大气候也是很乱，对吧，也上不好学。

知青男:我1992年回来，1992年我一个人在上海，当时工资是多少？80块钱，80啊，就在一个小店里边，以前是在人家小店，在平型关路那边。

记者:上到什么学校？

知青男:我是就上到初中啊，在乡下上的。回到上海以后呢找工作，每天10块钱临时工。

知青女2:我的儿子也是一样，本来可以考学校，因为他说的，妈妈，他那时候都那个嘛，考高中嘛，他说妈妈，他说你供不供我大学？我说妈妈没钱，供不起，我实在是没钱，要租房子，要那个，哪有钱？还吃饭，哪有钱去供他读书啊，没办法读书的呀。

张双平:最大的烦恼，现在最大的烦恼是住的地方没解决，有很多事是，就没办法，怎么说呢？就是，反正说不出的感觉。

解说:一代知青的还乡梦在他们子女身上延续，子女怀着父辈的祈望，追寻与回归这美丽的新世界。这其中，有多少梦圆，又有多少失意。

毛国胜:他们回到这个大城市里来，这个自己如果工作好了，事业有成了，这个不是我们将来回去也有个依靠嘛，因为毕竟留在新疆的，大部分是农工啊，农工。

张双平:我觉得挺理解他们的，他们也不容易，当初也是，也就像我们差不多，就是到上海来的这个年纪，也是离开父母，背井离乡的也是，到那边去，而且那边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的，然后那么多年熬下来。

陈晓楠:当年那些跟着享受单顶政策的父母，辗转去江苏海丰农场的知青二代，都曾经听到过同为知青的中学老师这样一番告诫，你们现在是在考什么，你们就是在考户口，考你们自己的户口，也是在考你们父母的户口。这些年下来，知青的每一次人生起伏，都无形中影响着他们的子女。而反过来，知青子女的每一份生存努力，也都在牵动着他们的父母，在这其中，跨越新疆与上海的经历，是他们两代人都抹不去的烙印。明天同一时间都请各位继续收看《家在上海 - 返城知青生存路》的第五集，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