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在多数人争先恐后跑去开户口的同时，也有少数人的心里正七上八下、左右为难，农二师三十四团的王祖炯和余加安都是通过多年努力，从农工进身干部编制的。

王祖炯（一九六三年进疆 二零零七年定居上海）:你要去办户口那时候，你首先要打退干报告，你才能走。那么我当初呢没有去，因为我当初是我们团的宣教科的宣传干事。

余加安（一九六三年进疆 一九八零年回沪）:干部要紧还是老娘要紧啊，还是儿子丫头的将来的前途要紧啊，对不对，这些东西都不想它了，想那么多干啥，只要回上海，那时候什么都不要了。这些人呢，回来都退干了，都没有当干部。

王祖炯:用我们知青中有些人的话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他是患得患失啊，干脆就是农工了，反正走了，我回来，到底了我还来干农活。

解说:一车一车的知青走了，留下来的不少是医生、教师、干部和技术人员。这么多年来同吃同住同命运的人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也就决定了他们，将有着不同的未来。

余加安:那时候才热闹了，我们家天天晚上，一些上海人到我们家里头来，说,哎呀，回去怎么办，有时候自己想一下，回去或者做生意呀或者，有的甚至说，回去哪怕我到大马路上扫垃圾也可以，最低等的活他也愿意干啊。

顾幸运:场部很热闹，以前场部的都是老乡，那个都是那个，我们讲都是北方人啊，都是他们的巴扎，我们叫巴扎嘛，赶巴扎嘛。

周敦福:就把所有的东西卖掉，要往上海跑嘛，把家里的东西都卖掉。

顾幸运:一会儿大柜拉出去了，一会儿那个五斗橱拉出去了，一会儿床拉出去了，他们整天就拉，拉出去卖东西去。

解说:王祖炯不仅因为自己的干部身份，而犹豫不决，也因为他的爱人是团场老职工的女儿，不如夫妻双双是上海知青的有回城优势。但是面对回家，这个具有足够诱惑力的召唤，坚持观望的王祖炯最后也再难沉得住气了。

王祖炯:我的办公室在宣教科我隔壁就是我们的保卫科，保卫科就是负责代公安局开户口的。那么大家都在来开户口，不就那个办公室的人声喧哗，是吧。我坐在这间冷冷清清的宣教科办公室，你说我这个心情是不是？我就想，我太想走了。

解说:但是，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似乎注定了要充满跌宕起伏。

王祖炯:我就跟我爱人一商量，开吧，我就去开（户口）了。我这边刚开完，我们有一个机关的上海知青，匆匆忙忙地跑来呀，师部机关有一个朋友，一个同学在那儿工作，来电话了，说这是个骗局。这个单方面开的户粮关系，到上海是不接收的，千万别动。这一说，我们一些机关的和连队的一些干部，正好在这个保卫科，一听这，都撤出来。然后我也把户粮关系退给他，我不要了。

解说:返城请愿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杨清良，在阿克苏事件之前回到了上海，为摔伤的手臂做手术。当他收到欧阳琏他们从新疆发来的电报时，意识到局势并不那么简单。

杨清良:这个电报的内容是这样，户口已发，人已解散，会谈开始。我连发三个加急电报给我的联系人，通过他转给他们，转给欧阳琏他们，我说，户口已发，人已解散哪有会谈必要？速归，速归，速归，连发三个电报。我认为新疆的问题已经解决了，新疆已经没有办法顶不住这一股势头。

解说:此时，欧阳琏等人正期待着与有关领导就返城后的安置进行会谈，1980年12月26日凌晨，他却等来了另一种结果。

欧阳琏:这个时候仔细一听，上面是踩着雪呀，嚓嚓嚓声音，后面窗也有声音，前面院子里也有声音，都有了，都听到了。当我还没有开门呢，玻璃窗已经哗啦，机枪已经打进来了。机枪呀，机枪的枪管已经把玻璃窗扎烂了，对着里面进去，就推进去。欧阳琏，人人都，阿克苏这几十年人人都脸熟得很，人人都知道我欧阳琏嘛。欧阳琏，我站起来，逮捕令，以中央命令逮捕你。我一看，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