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李鸿章的奏折，清廷认为所言甚有道理，便要他来京，与中枢各位大臣一同商议此事。9月30日，清廷谕令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会同李鸿章妥议海防事宜，醇亲王奕也一并与议。最后由总理衙门复奏，提出设立海部或海防衙门，由特派王大臣综理其事。

考虑到可供海战之船不多，决定暂时先从北洋已有船只精练海军一支，等到以后再考虑其他舰队。10月12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同意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为总理，庆郡王奕劻、李鸿章为会办，曾纪泽为帮办。

但谁也没想到，在李鸿章的运作下，海军衙门竟开始修筑铁路。

海军衙门竟开始修筑铁路

原来1880年年底，关于是否能修铁路的大争论以洋务派失败而告终之后，李鸿章并不甘心，一直在寻机重提此事，而且，他明白修铁路虽然不可能作为一项“国策”，但有可能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作为一项“地方”的“土政策”施行。

就在争论最激烈的1880年，他就悄悄开始试探性地动工修建开平煤矿唐山至胥各庄段的铁路，以便运煤；1881年这条约十公里的铁路建成后，他才正式奏报清廷，并有意将其说成是“马路”。李鸿章真不愧是后来“遇到红灯绕开走”之流的前辈。

李鸿章汲取了在“大争论”中未得到朝中有力支持而失败的教训，所以在修路的同时积极活动，寻求权贵的支持。此时醇亲王奕早已取代恭亲王奕，成为慈禧太后最为倚重的贵戚，所以李鸿章全力做他的工作。

他多次给奕写信，说明兴办铁路的种种好处，奕心有所动，所以李才敢将唐胥路修完。但李一直认为铁路应是举国兴办，所以在给奕的信中说修铁路在中国“阻于浮议”一直未能兴办，明确表示希望由奕直接出面“主持大计”。

中法战争暴露出海军调度很难协调的问题，清廷最终同意成立海军衙门；同时陆军调兵遣将行动迟缓的严重问题也暴露出来，清廷面对这个问题也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应修铁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奕、李鸿章的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奕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办理。由海军衙门负责修建铁路，也可说是当时的“中国特色”。

1886年，身为海军衙门总理的奕到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具体商议修路办法。奕后来说他对修铁路以前也曾“习闻陈言，尝持偏论”，反对修路，但经中法之战，又“亲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于是支持修路的态度更加坚决。

但以奕此时的权位之重，却也不敢大张旗鼓地主张修路，所以在天津巡视北洋海口与李鸿章商议时，也不得不想方设法避开强烈的反对意见。他对李鸿章说，如果修铁路，还必须从已修成的胥各庄一路修起，因为修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是为了运开平矿的煤，关系不大，反对的意见可能会小一些，这样此事才有可能办成。李鸿章也认为事情只有如此才可行，再加上在唐胥铁路基础上逐年修建，相当一段时间内所经之地都在他管辖的直隶境内，此事更易办成。

据此，李鸿章采取一点点来、稳步前进的策略。开平矿务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就在这一年以方便运煤为理由，将铁路延长到芦台附近的阎庄，总长从十公里延长到约四十公里，唐胥铁路改称唐芦铁路。同时，李鸿章趁热打铁，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二十五万两。就在1886年年底，李鸿章又与奕相商，提出将唐芦铁路延长修建到大沽、天津。

1887年春，由奕出面奏准动工修建，强调这段路是“为调兵运军火之用”，并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此路第二年便告建成，这条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全长终于达到一百三十公里左右。可以看到，从1880年修唐胥路到1888年延长到天津，几年间李鸿章一直紧锣密鼓，不放过任何“可乘之机”，硬是一点点修成了铁路。

其间当然也有小小的波折，如唐胥路刚修成时，一位英国工程师用矿上的废旧锅炉改造成一台蒸汽机车拉煤，却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曾不得不改用骡子拉运煤车皮，几经周折，方许蒸汽机车运行。唐山至天津的线路修通后，李鸿章视察了这条铁路，亲身体验了铁路的快捷，大为满意地表示：从天津到唐山的铁路一律平稳坚实，所有桥梁和机车都符合要求。除停车检修时间不计外，全程二百六十里，只走一个半时辰，比轮船快多了。这时李鸿章信心大增，想趁热打铁再把铁路从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

1888年11月，李鸿章又通过奕主管的海军衙门奏请修筑津通路，其理由是津通路将沿海与内陆联结起来，可以“外助海路之需，内备征兵入卫之用”，有利于军事、防务。这一奏请得到朝廷批准，没想到却捅了马蜂窝。顽固派本来可能是对醇亲王有所顾忌，对李鸿章悄悄修路忍之又忍，并未大张旗鼓表示反对，现在他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岂可容忍！反对声于是像炸开锅一样，一时弹章蜂起、纷至沓来，掀起了近代关于铁路的又一次大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