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反对修建铁路的最大阻力是“道义”、“传统”、“祖宗成法”，所以他首先必须进行“意识形态自卫”或“意识形态证明”，论证现在修建铁路与中国古代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服牛乘马、引重致远本质一样，目的都是以济不通、以利天下。针对顽固派一贯坚持的理论，认为机器是败坏人心的“奇技淫巧”，他强调机器能使“人心由拙而巧，器用由朴而精，风尚由分而合”，而且，“此天地自然之大势，非智力所能强遏也”。

然后，他再概述国际局势，强调铁路在列强兴起、强盛中的作用。从国际形势再说到中国面临的险境，自然引申出修建铁路的“九利”。对这“九利”，他不吝文字，详细陈说，以期打动朝廷。具体的修路方案，他完全赞成刘铭传的主张（其实，刘的方案本就是他的方案），先修清江浦到北京线。他当然明白，朝廷必然会担心修路经费和主权问题，所以直陈由于所需资金庞大，无论是官还是商，都难以凑集，只能向洋人借债。

但他强调，在借洋债时必须在合同中讲明一切招工、采购材料及铁路经营等事，都“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而且还规定不许洋人附股，强调与海关无涉，由日后铁路所收之利归还借款。

然而，顽固派的反对更强烈，力量也更强大。有人上奏指责说：“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人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

满清迷信 上奏说修铁路破坏神灵

还有人上奏说铁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惊动山神、龙王的不祥之物，会惹怒神灵，招来巨大灾难……顽固派根本不从“技术”层面反驳洋务派，而是将是否应当修铁路这种技术问题提升到道德层面，从道德上否定修铁路，使主张修铁路者居于“不道德”的“道德劣势”。对铁路，也要问一问是姓“君（主）”还是姓“共（和）”，对什么器物都要问“姓”什么的“性质”之争，将技术问题道德化、意识形态化，也可说是中国的悠久传统之一吧。

洋务派重要人物、南洋大臣刘坤一以圆滑著称，知道反对修铁路者力量强大，所以上奏时态度模棱两可，认为修与不修各有利弊，最后要求清廷饬令刘铭传再仔细推敲修路的利弊后再作决定。

由于反对者力量强大，而洋务派又很难从“道德”、“意识形态”层面反驳顽固派的诘难，所以清廷于1881年2月14日发布上谕：“迭据廷臣陈奏，佥以铁路断不宜开，不为无见。刘铭传所奏，着毋庸议。”就这样这次修铁路的争论以洋务派失败结束，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再次受挫。

1884年8月的中法马江战役，是中国近代海军组建以来对外的第一仗，却以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惨告结束。海军的惨败，才使清廷开始重视海军建设。此前，海军发展很不理想，除北洋海军外，其余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水师发展极其缓慢。

更重要且现在看来更难理解的是，全国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军指挥机关，各支水师皆由当地督抚管辖，本就很难协同作战，而各督抚更将水师看做是自己的私产，极难统一调遣。简单说，清廷仍是用管理传统水师方法管理近代海军，根本未意识到近代海军装备技术相当复杂，其管理难度远非传统水师可比，必须统一、系统管理。

对此种状况的危害，李鸿章十分清楚。所以在1884年2月末，即中法马江海战半年前，他就曾向总理衙门建议设立“海部”统管全国海军。

然而，李鸿章的这一急迫的建议并未得到朝廷赞同。直到半年后中国海军马江惨败，朝廷这才开始再次筹议海防，李鸿章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等了十年才来的机会，上了长长的《设立海军衙门折》，充分展开、论述了建立全国性“海军衙门”的理由。在这个奏折中，李鸿章并不就事论事，而是详细、全面回顾了近十年来海军建设的艰难历程，提出了海军事业的发展蓝图。

他把这些年自己的想法与苦水一倾而出，字里行间隐现出对朝廷不甚重视海军事业的不满和对今后能得到朝廷支持的期盼。他分别谈了舰船、舰队、造船、军港、船坞、炮台、学校等几个方面的具体情况。最后，他明确提出建立一个统管全国的海军衙门：“西国设立水师，无不统以海部，即日本亦另设海军以总理之。”

而中国分南、北两洋，且各省另有疆臣，调遣困难，意见也不统一，许多规章制度也不同，“任各省历任疆吏意为变易，操法号令参差不齐，南北洋大臣亦无统辖划一之权”。这种混乱状况，怎能打仗？怎能不立即设立一个全国性的指挥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