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制之说，亦恐徒托虚名。”他甚至提出为挫李泰国之骄气，“以中国之大，区区一百七万之船价，每年九十二万之用款，视之直轻如秋毫，了不介意。或竟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亦足使李泰国失其所恃，而折其骄气也”。如此建议虽说荒谬，却说明他压根认为李泰国不会将舰队交给清政府，所以不如干脆白白送给他人。

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函中也表示了自己的疑虑。他认为指挥权归中国、中国派人上船学习，“名綦正矣，义极严矣”，但“外国人性情，揽权嗜利，不约皆同”，所以欲分其权有“三难”：一是外国水兵有几百人之多，“彼众我寡，一传众咻”，再加语言不通，所以中国官员根本无法指挥。

二是“李泰国久在中国，深知虚实”，所以他总是趾高气扬，即便他不从中使坏，阿思本之流也未必听清政府调度，若他“再把持唆弄，颠倒是非，更难保统兵大员之不受挟制”。三是洋人“未必肯实心教练，果愿华人之擅长。且其轮船机器、炮火精微，亦非顽夫健卒所能尽得其奥妙”。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

鸿章近与若辈交涉军务，悉心体会，微有阅历，又深知李泰国心术险诈，目前不愿中国人专权，即将来不愿中国人接收。愚虑所及，不敢不为殿下切实陈之。

应该承认，此“三难”确实深中肯綮。

然而，主管总理衙门的奕对李鸿章的意见并不以为然，仍乐观地认为《轮船章程》的五条规定能够实现，中国有可能收回指挥权，故回答李鸿章说：

来书论及此事共有三难，崇论宏议，令人钦佩。但本处犹望阁下知其难而制之，不愿阁下畏其难而听之。现在轮船奏明归曾帅及阁下节制调遣，应如何设法黔制，收回在我之权，惟望阁下与曾帅图之也。

事情果然不出曾、李所料，阿思本于当年9月率舰队驶抵上海，并于9月20日到达北京。到京后便与李泰国一起到总理衙门，坚决要求推翻《轮船章程》，双方激烈争辩长达二十多天。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也参与进来，公开表态支持阿思本，而总理衙门则以布鲁斯自己曾多次说过“中国兵权不可假与外人”反驳，布鲁斯哑口无言，便请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出面调解。

蒲安臣多次与双方商谈，但双方意见仍无法统一。最后，双方都认为只能将此弁员遣散，舰队驶回英国变卖。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决定价款归还中国，但中国要支付阿思本和其他兵弁一笔不小的遣返费。总之，这一买一卖，清政府损失了数十万两银子。

这，就是清政府初次试办近代海军的命运。

聘请外籍教师 引发意识形态争议

1879年，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访华与李鸿章合影

１８５９年，时任翰林院编修的郭嵩焘奏请咸丰皇帝设立外国语学校。

这一建议受到咸丰皇帝的高度重视，遂下令筹备建校的各种事宜。１８６２年，洋务运动代表机构总理衙门聘请英国传教士包尔腾为英文教习。同年６月，学馆在北京东堂子胡同的总理衙门正式上课，定名为“京师同文馆”。

同文馆建成后立即设立各种学习馆并着手网罗师资。１８６３年４月，俄罗斯文馆被合并进来。不久，法文馆也同时开办。由于同文馆沿袭旧的教学方法，学生程度太差，使同文馆底气不足。

１８７０年以后情况逐渐改观，各地陆续选送优秀学生到京。美国人丁韪良担任该馆总教习后，采取了一些改进措施，添设了德文馆，并正式规定，除了英、法、俄、德等外语以外，学生要兼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译书等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