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5月，李泰国回到中国，来往于上海、北京之间。在上海，他要求李鸿章由海关提银十二万两支付船炮欠款和官兵川资，并告诉李鸿章船到之后每月开销将不只赫德曾说过的三万两。他的要求为李鸿章严词拒绝，李泰国于是大怒说要向恭亲王索要这笔钱款。李鸿章也不示弱，回答说无论怎样也无钱，并且颇有些自吹自擂地说自己现有重兵十万，攻克长江上游从未有过外国人援助。

若你现在如此要挟，可能会激怒军情，你我不免一战。李泰国当即拂袖而去，李鸿章也怒不相送。按李泰国所言，舰队到达后仅日常维持费用海关就难以保证，李鸿章感到事情严重，便急忙将详情函告总理衙门，要总理衙门早作准备：

外国弁兵口粮，既非中国兵勇可比，李泰国性情褊躁，索饷甚急，情势汹汹，刻不容缓。目下海关收数太绌，无力承应。若不预为陈明，稍有贻误，致滋他变，则鸿章罪戾更重。敢祈迅速核定分派，请旨严饬各关，按月由税务司扣交李泰国、赫德收用，庶免决裂。

义正词严，却又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希望各方分摊费用，而不是仅由上海一处负担。

几天后，李鸿章再次致函总理衙门。

第一，他对李泰国任意加价极其不满，认为“国家度支有节，岂同买菜求添”，恐怕今后李泰国还会不断加价，“将来漫无限制，何以应其所求？”

第二，他认为船员应以中国人为主，并且只要是中国人即可，不必分这省那省，而李泰国却提出要以英国人为主，四年内不可更换。他提醒总理衙门，此点与赫德原议不符，应坚持原议。

第三，他还对李泰国与赫德两人人品作了一番比较，认为“赫德人尚平正”，“周旋中外之间，随事尽力，众誉交推”；而“李泰国承其父余焰，权谲百出”，由于参与天津换约谈判，“既狡焉得逞，眼界遂大，气势颇张，其视赫德若辈蔑如也”。李泰国“见赫德渐为中国宠信，稍自树立，既阴忌之，又恐此项兵船谨受中国节制，不能复遂其恣肆，故立意尽反赫德之议，将以困中国而便其私”。

他建议总理衙门“仍用原议赫德会同办理轮船一切事宜，即不能专倚赫德而置李泰国于局外，要在处处隐寓抑扬，以重赫德之势而轻李泰国之权”。“赫德此时所以不能置议者，权势不足故也。若中国益倚任之，外国人亦承随其言论所向而左右之，则赫德可复理其原议。庶不致此项兵船落在李泰国手中，为虎傅翼，后患将不可终穷也。”看来，他不仅在处理外交关系时“以夷制夷”，在处理个

人关系时竟也“以夷制夷”。从此处他对赫德的褒扬有加，可以看到今后赫德在清朝政坛将起重要作用。最后，他强调“船中自总理大员以及弁兵舵手炮手人等，须层层节制，倘有违反罪过，不遵调遣，应照中国法律惩治。

总之，此项兵船系中国购买雇用，即是中国水师，进退赏罚，应由中国统兵大员及该船管带之中国大员主张。其会带之外国兵官及办事人等，不得把持专擅。以上各条，仰祈慎之于始，严定章程，明立条约”。显然，李鸿章最关心的是清朝政府对此舰队的主权。

在上海与李鸿章争执一番后，李泰国又来到北京，与奕等总理衙门官员反复争论。李泰国一定要清政府认可他擅自与阿思本签订的合同，而总理衙门则认识到这个合同的实质是“一切均归阿思本、李泰国调度。而每年所用经费则以数百万计，并请将各关税务全归李泰国管理，任其支取使用。其意思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

所以在谈判中不论李泰国如何“反复抗论，大言不惭”，总理衙门坚持认为：“所立十三条，事事欲由阿思本专主，不肯听命于中国，尤为不谙体制，难以照办。”

总之，此次总理衙门坚持清政府一定要有指挥权。经过一个多月的争辩，李泰国自知未经清政府认可擅自签约实在没有道理，于是不得不与总理衙门重新议定《轮船章程》五条。其主要内容是：

由中国选派武职大员，作为该师船之汉总统。阿思本作为帮同总统，以四年为定。用兵地方，听督抚节制调遣。阿思本由总理衙门发给札谕，俾有管带之权。此项兵船，随时挑选中国人上船学习。

此外，经费每月供给，统归李泰国经理。

重新议定的《轮船章程》之实质是指挥权在清政府，对其能否实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均持怀疑态度。曾国藩此时早无起初的乐观，认为“悉由中国主持，窃恐万办不到，其势使之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