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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国子监附近的大道旁，至今还能看到一块碑刻，上面规定路经正门附近的人必须下马步行。再加上屋顶的黄色琉璃瓦，人们可以很容易确定它的皇家身份，。
国子监由皇帝设立，甚至皇帝本人也偶尔来这里讲学，作为明清时期官方学府的最高机构，后人习惯把它称为皇家大学。
但实际上，国子监是统治者为宣扬自己崇尚教育而设立的，它更像是一个荣誉机构。
不仅国子监，和今天的各级学校不太一样，中国古代的官方学校体系并不完全承担教育的义务。年轻人获得启蒙知识的地方一般还是在民办的教育机构中，这就是私塾。
私塾的教育方式灵活、简单，费用低廉，样式也多。有学者评价私塾是对当时正统教育体制的一种挑战，所有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选择学校。富裕人家自己在家里开私塾，小康之家合请一个老师，还有家族办的私塾，私人办的私塾等等。明清时期的太湖上，甚至还有渔船上的私塾。
无论是私塾还是官学，科举教育在某种意义上使得中国人极其推崇知识，并赞赏勤奋刻苦的品质，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而优则仕”的目标确实刺激了更多普通人去读书求学，就连三尺儿童都会以不识字为耻辱。与18世纪之前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的识字率是最高的，学校教育事业也是最发达的。
但是，由于教育是被牢牢绑在科举战车上的。为了通过科举考试，年轻人被迫学习考试的内容，而忽略了其他的知识和能力。
因此，很多学者认为，正是由于科举制和教育的结合，导致了科举制的弊端越来越大。
实际上，古人也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科举制的某种弊端。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叫书院的教育机构。
清晨的苏州中学，不时传来学生朗诵的声音，而在一百多年前这里的朗诵声比今天还要响亮得多。
当年书院的教师很多是科举出身，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学生分为正式生和旁听生。考试制度非常严格。
如果考试成绩不好，正式学生就会被降级为旁听生，所以书院的学生学习都十分刻苦。
中国著名的书院有很多，江西白鹿洞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湖南石鼓书院，都是富于传奇色彩的文化胜地。历史上很多优秀的人才都是从书院里走出来的。
古人对于书院的尊重，也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想象的。紫阳书院内有三位皇帝御笔的石碑。而乾隆六次下江南，每次都到苏州，每到苏州必到紫阳书院。
尊重归尊重，书院毕竟不是主流的教育方式，它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古代教育与科举制挂钩的态势，千百年来，大部分读书人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如何应付考试上。
这种弊端到中国近代，就表现得尤其突出。正当西方各国纷纷爆发社会革命和工业革命，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之际，科举考试仍只专注于四书五经。把科学技术看作奇技淫巧而不屑一顾。
近代学者魏源首次提出向西方学习，因此被称为中国近代“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可是他本人屡次落第，一直到52岁才在显示皇恩浩荡的“恩科”中了进士。
晚清状元张謇名留青史，却并不是因为他的八股文做得好，恰恰相反，是因为他适应时代潮流，勇于创新，最后成为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家。
2006年，在韩国首尔，举行了一个庄重的仪式。在昔日皇宫的明政殿前，几百人身着朝鲜民族服装，再现了当年科举考试的盛况。
公元十世纪，象朝鲜、日本和越南等一些周边国家相继引入了中国的科举制度，其中朝鲜半岛更是不间断地将这一制度延续了900年之久。
今天的韩国人正是通过这种纪念活动，来表达他们对科举制度的尊重和反思。
当科举制在中国和对周边国家的影响达到顶峰的时刻，一位西方传教士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他就是利马窦。
在众多新奇的感受中，中国的科举制度令他着迷不已，他说：“国家主持的考试将给每一位有知识的人提供参政的机会。这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中国的哲学学位有三级，秀才相当于学士、举人相当于硕士，而进士则相当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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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刘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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