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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阆中古城城外的一处山坡,座落着一座书院。不大的庭院里矗立着一块巨大的岩石,这块石头曾见证了一个家族的传奇故事。
欧阳修笔下《卖油翁》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卖油老翁用他熟能生巧的酌油道理教育了趾高气扬的神箭手。
这个神箭手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他就是在中国宋代著名的陈氏三兄弟之一--陈尧咨。
据说,当年陈尧咨的父亲为了三个儿子能够静心读书,特地迁居到了清净幽远的阆中。
在这块巨石遮挡的阴影下,三个年轻人两耳不闻窗外事,每天埋头苦读。后来,三个人都大获成功。
今天仍然会有不少阆中本地人带着孩子来到这里参观,希望孩子能够从这块读书岩中得到某种启发。陈氏兄弟三人刻苦读书,连中进士,成为天下读书人的榜样。至今保留的三陈读书院和大街上的状元牌坊,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修建的。
这种文化因素深深地印刻在所有中国人的意识中。在千里之外的安徽休宁,有一个黄姓家族。大家念念不忘的是祖上曾出过一位状元。如今,这件事总是被反复提起,用来激励后人。
今天令休宁人感到自豪的自然是他们的祖先,状元情结已经植入到每个人的血液中。许多专家学者都曾对这里独特的文化现象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这个曾经徽商云集的小县城一度成为徽州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又是什么原因让这里一共诞生了19位状元呢?
徽商是中国一支非常著名的商帮,那么徽商的资本是雄厚的,他自然也就为大量在外徽州的学子学习提供了强大的一种支撑,同时也为在家乡这些学子们,寒窗苦读提供一种可能。他们骨子里面,既经商同时又向往当官,向往子女成名,成家。
如果时光倒退几百年,这些青石铺就的道路上曾踏过多少举子的足迹,告别家人的他们正是从这里匆匆出发,去参加即将改变他们人生轨迹的一场又一场考试。
在嘉定科举博物馆西展厅的中央位置,悬挂着一幅巨大的金榜。
金榜公布的是殿试成绩,分为三个等级,叫做三甲。一甲只有区区三人,也就是状元、榜眼和探花。从第四名开始至100名左右,称为二甲;余者统称为三甲,约200人左右。
也就是说,每次发榜的时候,全中国的近百万考生中,只能有区区三百人左右可以在上面找到自己的名字。
由于科举考试没有年龄的限制,所以在历史上,六七十岁的老人赶考者比比皆是,甚至还有百岁老人赴场应试。
《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中举前已经考中了是比举人低一级的秀才,因为不能直接做官,所以老是被势利的岳父嘲弄,在中举后竟然会高兴到失去理智,虽然是文学的夸张,但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虽然考试如此残酷,但人们还是趋之若骛。
当年,每到临近考试的时候,几万名考生齐聚在这里,场面热闹非凡。贡院周围和夫子庙一带摊贩拥挤,行人熙熙攘攘,犹如过年。
秦淮河上夜夜笙歌,远离家乡的青年才俊与佳人们饮酒作乐,诗歌酬答。
无论科举制度的侧面有多少,它带来的历史效用是好是坏,对于身处传统社会的人来说,科举是他们最便捷的实现梦想的途径。
金榜题名的荣耀和能够带来的实际利益是那么诱人。未来几日,在小小号舍中的作为将决定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未来的命运,谁又会轻言放弃呢?
所以当种种令人不解的现象层出不穷时,人们开始对科举制产生了怀疑,几天时间里靠几篇文章能够选拔出真正的人才吗?
说到科举考试,人们就会自然地联想到八股文,八股文似乎成了科举的同义词。实际上,在明代以前,科举制并不考八股文。比如唐代科举一个最鲜明的特色,就是把诗赋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
八股文的形式其实在唐代就出现了,但把它确定为考试的标准文体是从明代开始的,这缘于一个故事。
据说一个叫儒太素的官员给朱元璋写了一封万言书,结果读了四个小时也没读到正题。
朱元璋觉得问题出在文章的形式上,于是他命令手下寻找一种简洁明了的文体,来规范大家的公文写作。于是八股文出现了。
“股”本来是指人的双腿,这里其实是寓意一种文章的体裁。八股文要求考生在写作时,用比拟、排比或对偶的手法形成一节文字。而且整篇文章必须有八股这样的文字,所以被称之为八股文。
八股文对字数也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多也不能少。明代以300字为限,清初要写够450字,后来又逐步增加,乾隆以后增到700字。
八股文取士形成之后,许多应试者终其一生都在学习“八股文”。
但有人认为罪过不在八股文本身,八股文究竟是好是坏,看来是难以有结论了。
其实,今天的人们对科举制还有一个误解,以为明清科举考试的唯一内容就是八股文。
实际上,明清时代的各级科举考试,都要考三场。第一场是八股文,是从四书五经里边选择材料来出题;第二场考的是官场应用文,分两种,一种是上下往来的公文,一种是根据提供案例来撰写司法判文。第三场考策问,会涉及到很具体的国计民生问题,要求考生给出对策和办法。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科举制也许是最容易理解的一种古代制度。但是关于它的功过是非,却总是众说纷纭。
如同今天的人们批评高考可能淘汰了优秀的年轻人一样,百年来科举制遭受的最大质疑就在于它忽略了富有创造性的人才。
近代以来,人们对科举制度的批评使八股文的名声很不好。现代学者对科举制的争论大多会涉及八股文,有人尖锐地批评八股文,是束缚思想的罪魁祸首,特别是在近代,导致整个中国知识界的萎靡不振。
历史上很多才华横溢的人因为八股文写得不好,终生不得志。《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就是一个例子,他从19岁开始屡试不中,直到71岁时甚至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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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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