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

溥仪的回忆：郑孝胥“满腔热情”讲“溥仪帝国”

郑孝胥在北京被罗振玉气跑之后，转年春天回到了我的身边。这时罗振玉逐渐遭到怀疑和冷淡，敌对的人逐渐增多，而郑孝胥却受到了我的欢迎和日益增长的信赖。陈宝琛和胡嗣瑗跟他的关系也相当融洽。一九二五年，我派他总管总务处，一九二八年，又派他总管外务，派他的儿子郑垂承办外务，一同做我对外联络活动的代表。后来他与我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到了荣禄与慈禧之间的那种程度。他比陈宝琛更随和我。那次我会见张作霖，事前他和陈宝琛都表示反对，事后，陈宝琛鼓着嘴不说话，他却说：“张作霖有此诚意表示，见之亦善。”他和胡嗣瑗都是善于争辩的，但是胡嗣瑗出口或成文，只用些老古典，而他却能用一些洋知识，如墨索里尼创了什么法西斯主义，日本怎么有个明治维新，英国《泰晤士报》上如何评论了中国局势等等，这是胡嗣瑗望尘莫及的。陈宝琛是我认为最忠心的人，然而讲到我的未来，绝没有郑孝胥那种令我心醉的慷慨激昂，那种满腔热情，动辄声泪俱下。有一次他在给我讲《通鉴》时，话题忽然转到了我未来的“帝国”：

“帝国的版图，将超越圣祖仁皇帝一朝的规模，那时京都将有三座，一在北京，一在南京，一在帕米尔高原之上……”他说话时是秃头摇晃，唾星四溅，终至四肢颤动，老泪横流。有时，在同一件事上说的几句话，也让我觉出陈宝琛和郑孝胥的不同。在康有为赐谥问题上，他两人都是反对的，陈宝琛在反对之余，还表示以后少赐谥为妥，而他在发表反对意见之后，又添了这么一句：“戊戌之狱，将来自然要拿到朝议上去定。”好像我不久就可以回紫禁城似的。

郑孝胥“三共论”：共产必然亡于共管

郑孝胥和罗振玉都积极为复辟而奔走活动，但郑孝胥的主张更使我动心。虽然他也是屡次反对我出洋和移居旅顺、大连的计划的。郑孝胥反对我离开天津到任何地方去，是七年来一贯的。甚至到“九一八”事变发生，罗振玉带着关东军的策划来找我的时候，他仍然不赞成我动身。这除了由于他和罗振玉的对立，不愿我被罗垄断居奇，以及他比罗略多一点慎重之外，还有一条被人们忽视了的原因，这就是：他当时并不把日本当做唯一的依靠；他所追求的东西，是“列强共管”。

在天津时代，郑孝胥有个著名的“三共论”。他常说：“大清亡于共和，共和将亡于共产，共产则必然亡于共管。”他把北伐战争是看做要实行“共产”的。这次革命战争失败后，他还是念不绝口。他说：“又闹罢工了，罢课了，外国人的商业受到了损失，怎能不出头来管？”他的“三共论”表面上看，好像是他的感慨，其实是他的理想，他的愿望。

如果考查一下郑、罗二人与日本人的结交历史，郑到日本做中国使馆的书记宫是一八九一年，罗卖古玩字画、办上海《农报》，由此结识了给《农报》译书的日人藤田剑峰是在一八九六年，郑结交日人比罗要早五年。但是罗振玉自从认识了日本方面的朋友，眼睛里就只有日本人，辛亥后，他把复辟希望全放到日本人的身上，而郑孝胥却在日本看见了“列强”，从那时起他就认为中国老百姓不用说，连做官的也都无能，没出息，中国这块地方理应让“列强”来开发，来经营。他比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更发展了一步，不但要西洋技术，西洋资本，而且主张要西人来做官，连皇家的禁卫也要由客卿训练、统领。不然的话，中国永远是乱得一团糟，中国的资源白白藏在地里，“我主江山”迟早被“乱党”、“乱民”抢走，以至毁灭。辛亥革命以后，他认为要想复辟成功，决不能没有列强的帮忙。这种帮忙如何才能实现呢？他把希望寄托在“共管”上。

溥仪称帝刚刚一年。1935年，就在关东军安排下把郑孝胥的总理大臣罢免了。郑孝胥任国务总理期间，每天早晨五点开始待客，写日记。九点到国务院办公，他上台阶时经常每步连跨两级，腿脚利落轻快，人见之皆称奇人。70多岁就像50多岁的样子。而日本人辞退郑孝胥的理由却是总理大臣倦勤思退，需要养老了。

晚年自怜：孤云独无依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天津、北平、上海、南京相继陷落，郑孝胥眼看着关外一个又一个伪政权在日本人的刺刀下成立，感到自己幻想的宏图大业已经是前路渺茫。

困居新京的郑孝胥，终日抑郁，靠写字作诗，打发残年岁月。他常常吟咏陶渊明"万族皆有托，孤云独无依"的诗句，回首一生荣辱，哀叹报效无门。

1938年初春，79岁的郑孝胥病逝于长春柳条路的家中。伪满当局给予郑孝胥国葬的礼遇。

文革一劫 尸骨无存

既是国葬，当时准备在城市中心广场为郑孝胥建墓树碑。却被郑家后人谢绝。郑孝胥的女儿私下对人说，不能把父亲埋在那儿，谁都知道伪满长不了，将来有一天，会被人剜坟掘墓的。郑孝胥最终被葬在沈阳郊外努尔哈赤陵墓附近。对他来说，应该是如愿以偿了。但是，带着遗老和汉奸两顶帽子的他又怎能躲过十年"文革"的厄运，至今尸骨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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