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袁世凯的日常生活中，他接触的人把他包围住了，阿谀他，奉承他，就觉得好像你，你不出来，如天下苍生何，有这种情结了。就是说中国人的这种王权思想或者皇权思想，确实是根深蒂固的，没有一个皇帝，大家就是失魂落魄，这种现实对袁世凯也有一个刺激作用，所以他最终选择了最臭的一个招，就是做皇帝。
主持人：袁世凯只是一个旧环境造就的曹操、司马懿式的超级政客。在封闭的过去，对这样的领导者、国民尚可马虎一下，但到20世纪的世界，四面楚歌的中国需要的是一位既认识新时代、又能带领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领袖，而袁世凯决非这样的人。
在1915年的年初，全国到处都在"尊孔复古"。袁世凯又改内阁总理为国务卿，大封诸侯。梁启超感到"举国沉沉，悉含鬼气"。袁世凯越走越远，他要当皇帝了。
解说：1915年9月，袁世凯的幕僚、美国人古德诺便抛出了"共和与君主论"，将中国民初的乱政归咎于共和体制，认为中国最适合的还是"君主制"。
梁启超感到十分吃惊。
专家：那么假如说中国的政体，甚至国体，假如采取了那个皇帝制度的话，那你以后再进行改变，哪怕是改良改革都是很困难的。革命的成果，不可能让他以皇帝这个制度来收场。
袁软硬兼施，梁反袁之志不变
解说：几天后，梁启超草就了一篇脍炙人口、令人拍手叫绝的雄文，这便是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大抵一制度之颁，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对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梁启超行文气势磅礴，历数民国以来的乱政。他通过对"政体"和"国体"两词的定义，阐释了宪政思想，揭穿了袁世凯称帝的目的，他告诉大家，如果复辟，那就是叛国，"就令全国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皆赞成，而梁某一人断不能赞成也。"
专家：后来为什么反他，在当时中国，尤其是像梁启超这种人，他们有一个很强的意识形态或者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什么呢，就是进化论，这个不论是社会也好，历史也好，国家也好，只有往前走，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一旦进入了共和了，那你就不能回了，就是我不能跟我的意识形态打架，他坚定地信仰这个问题，这个信念大于新政府的现实，大于他和袁世凯的关系。
解说：陶菊隐先生在《北洋军阀史话》中说："梁启超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袁世凯在北京闻听梁启超写了这篇《异哉》，赶忙派人送二十万大洋给梁，说是给梁的父亲作寿礼，希望他不要发表此文。
梁启超后来回忆说："袁世凯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
袁世凯见软的不行，便开始威胁，他派人跟梁启超说："你逃亡到外国，过着亡命的生活已有十多年了，此种艰苦的境况，你已经尝够了，又何必自找苦吃呢？"梁启超笑答："我已是亡命的经验家了，宁愿以这种艰苦为乐，不愿苟且偷生于这种恶浊的空气之中。"
解说：1915年，8月20日，上海《大中华》月刊发表了梁启超的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石激起千层浪。《申报》、《时报》等大报迅速转载。人们在茶馆、旅馆买不到报纸，便向人辗转抄读。《亚细亚报》悬赏3000元，征文反驳梁启超，竟无人敢出头应征。
解说：1915年，他为了躲避北京复杂的政治气候，来到天津，买下了意大利租界西马路二十五号一个不起眼的欧式院落。在这里，他与自己的学生蔡锷将军密谋着反袁大计。
解说：蔡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辛亥革命时他在云南发动新军起义，胜利后被推举为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16岁曾入湖南时务学堂，拜梁启超为师，后追随梁启超东渡日本，是梁最为得意的门生。1915年，在袁世凯密谋复辟的时间里，蔡锷常借口看病，从北京溜到天津，与师傅梁启超日夜商议如何反袁。
袁世凯很早就顾及蔡锷在云南的军事力量，因此调他来京，放在身边严加监视。按照梁启超的计划，蔡锷回到北京后，天天出入妓馆戏楼自渎，让袁世凯放松警惕，然后乘人不备，于1915年11月11日逃离虎口。
袁世凯被蔡锷的放荡举止蒙蔽，曾戏称他为风流将军，当他得知蔡锷已经回到云南时，仰天长叹：我一生骗人，不料竟被蔡松坡骗过了！这时，梁启超也借口替父亲做寿逃出虎口。
1916年1月1日袁世凯登基复辟。
梁启超用"抵千万军"的"一枝笔"竖起了反袁护国运动大旗。蔡锷在云南成立军政府，正式宣布独立，开始了讨袁护国战争。
梁蔡师徒倒袁，除了梁启超的一支笔和蔡锷在云南的一些旧部，可以说一无所有。但正是他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和要"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的精神唤醒了国民。云南起义很快便引发了骨牌效应，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袁世凯顾此失彼，仅做了八十三天皇帝，就撤销了帝制。6月6日，他急火攻心，暴毙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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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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