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会外的活动

1918年12月29日，梁启超乘日本"横滨丸"离开上海，随行有军事家蒋方震、政治学家张君劢、科学家丁文江等七人。次年2月18日抵巴黎。

梁启超初到巴黎，日本人即扬言于报纸，说山东事已完全由中日两国政府接洽谈妥。梁启超则郑重声明，绝无此事。梁启超讲到要求归还山东问题时说："若有别一国要求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和平公敌"。

为了说明中国对巴黎和会的要求及态度，梁启超又急撰《世界和平与中国》翻译成英、法文字广为散发，又发表《国际同盟与中国》，这两篇文章讲到中国被侵略瓜分的严重性，中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宗旨及今后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梁启超首先讲到欧战结局的教训："其一，凡国家以强力或诈术攫取不正当之权利者，其权利决不能永保。"其二，"凡一民族置于不自然状态之下，被外力遏其自由发展者，终究必惹起反动、为大战乱之源。"第二，"断言中国问题为今后世界第一重要问题"，中国被压迫之国际关系必须改变。"无论压迫程度酷烈至于何等，终不能致其国家于灭亡，致其民族于分裂"。若不解除压迫束缚，中国人民必将"卧薪尝胆"，"自立于世界"。第三，提出解除压迫中国之方案：废除势力范围；实行门户开放，希望各国资本自由来投；撤废租借地及逐步撤销领事裁判权；废除协定关税，要求退还庚子赔偿以充实教育经费。

为了求得上述问题之解决，梁启超在巴黎还会见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及英法等国政府代表、党派领袖、社会名流，争取国际支持力量。

巴黎和会开幕后，中日代表在10人会上即围绕德人在山东权益归属问题展开激烈论争。日本代表牧野提出日本应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中国代表顾维钧严辞驳斥说："后来中国对德宣战，中德条约宣告废止，情况已有变更，日本根据中德条约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当然不能认为有效。青岛、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附财产，都应归还中国"。

4月中旬，中国代表又在和会上提出废止在华特权的说帖，包括外国放弃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和租借地、修正关税协定等。

此后，中日代表进行了激烈争论，日方代表之态度极为蛮横，他们强调"中日两国已有交换胶州之约，关于铁路，亦有成约"，应该由日本继承。中国代表则反驳说，中日间密约，中国系被迫而定，而且是一种临时办法，应由和会作最后之审查解决。

会后，日本政府对北京政府施压力，2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发表声明说，"中日两国正谋亲善之实现，更不应有何误解，盼望我两国代表在巴黎会议场中，勿再生何等之误会"。

日本政府的强横及中国政府的软弱妥协，使全国舆论十分愤激。

梁启超得知1918年9月的中日密约及此刻北京政府的软弱态度后，非常气愤，于3月中旬致电北京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并转呈大总统，报告和会上关于青岛问题的消息并建议政府采取强硬态度，电文说："交还青岛，中日对德同此要求，而孰为主体，实为日下竞争之点。查日本占据胶济铁路，数年以来，中国纯取抗议方针，以不承认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为限。本去年9月间，德年垂败，政府究何用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机，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

4月8日，由于山东问题形势不利，国内国民外交协会张謇、熊希龄、范源濂、林长民、王宠惠、庄温宽致《梁任公先生电》，并附请愿书，请梁启超为该会代表，"鼎力主持"向巴黎和会请愿，要求交还青岛等七条，"俾达目的"。

此后，中国代表在会下进行了若干活动，都无效果。英、法、意、俄在1917年2-3月间曾对日本达成秘密谅解，四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既得权益，在和会中不反对日本对山东权益的要求。4月16-17日，美国曾在"五人会议"提出德国在中国的各项权益暂交五国共管，又遭日本拒绝。日本不仅采取纵横捭阖的手段，而且蛮不讲理，扬言如不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拒绝在和会上签字。自此，威尔逊也准备对日本让步，和会已注定中国外交失败，山东权益不保。山东为京津咽喉，山东不保，北京亦不可保，形势十分危岌。

血泪疾书拒签字

梁启超探悉和会恶耗后，深感青岛山东问题的紧迫，必须及时通报北京，力图挽救。4月24日，梁启超急电北京汪大燮、林长民两总长转外交协会，"对德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

林长民得知上述电文后，按照梁启超的要求，立即通过外交协会电达巴黎中国全权代表决不签字，并呈总统徐世昌同意。